（接上文）
那几天，直升机几乎天天在半空盘旋，最近时，离地面只有二三十米高，不但能看清机舱里有几个人，眼神好的，甚至能看清楚他们长啥模样。
飞行员的技术很好，空投的战士水平也很高，一般都是把急需的物资投在空旷场地。
底下的人越多，越是摇旗呐喊，上面的越是不投，让人等得干着急。
当然，也有砸死、砸伤人的情况发生。
我唐山钢铁厂的一位朋友，姓杨，据他回忆，他有个同学，住开滦工房，在开滦矿下属一所小学当老师。
地震发生时，她们一家七口全部幸免于难，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震后第三天，由于救灾粮一直没发下来，救灾指挥部开始空投食品，主要是压缩饼干和大饼。
很多人追着空投下来的木箱子跑，她也跟在后面，总想拿到一盒。
那时，本来就缺食物，加上这些事情又是第一次遇到，你要是不着急追，东西很快就会被抢光。
后来，她跑到了前面，人太多，一不小心被绊倒，跌了个大跟头，巧合的是，木箱刚好在此时落下，砸在她腰上，咚的一声。
人们抢光了东西，才有人想起去扶她，可她却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
后来，人们把她护送到附近医疗队。医生给她作了详细检查，又转到了外地治疗，终因腰椎受损，落下了终生残疾。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根本没有记者敢报道这些事情。
我也跟着抢过两次东西，抢到的都是大饼。那时，没有真空包装和保鲜技术，抢到的大饼吃起来有酸味，尽管这样，也吃得很香。
后来听说，这些大饼有省内其他地市烙的，也有山东等地支援的。
有时候，投下来的是一摞摞的宣传资料，有北京的慰问电，更多的是“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资料。
大家对这些批斗资料不感兴趣，说句实话，这些东西大部分当了手纸，毕竟，当时手纸属于奇缺物资。
我搭的那辆军车走到丰润县城就停下了，他们在那里救灾。我下了车，继续往市区方向走。
往前走了有几百米，我看见路边柳树下拴着一头小毛驴。
当时，我穿的是一双钉鞋，也就是跑短跑穿的那种。
这双鞋是邻居二宝送我的，震后第二天，他从附近一所小学的体育器材室里扒出来的。
小学生穿的鞋，勉强可以挤进去。几天来，穿着它走了几十里路，脚都僵了，所以，看到那头毛驴，我想都没多想就把缰绳解开，腿一跨骑上了驴背。
小毛驴真听话，不叫，不抖，驮着我继续前行。
那时，个人不允许养大牲口，所以它肯定属于集体财产，社员们对集体的东西普遍不是特别上心，因此才让我钻了空子。
我骑着小毛驴悠哉地进入市区，一直来到钓鱼台。
那里有一个池塘，里面还有半坑水，又渴又热，见了水，甭提多高兴了。
我把毛驴拴在树上，脱了钉鞋冲了过去。
本想穿着衣服在水里泡一泡，出来后更凉快，没想到前面有人正从池塘里往外拽死尸。
那是一具泡得变了形的死尸，死者是一位中年人，白粗布褂，深蓝色裤子。
“干啥？这里不让洗澡！”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小伙子凶巴巴地对我说。
“不，不洗澡，有点渴了，想喝点水，”我说道。
“还敢喝水？没看见刚捞上来死尸？等水车吧，半小时前拉来一车，下一车也快了。”
我站在坑边，听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有的说，中年人是洗澡淹死的，有的说是阶级敌人故意破坏水源。
反正，穿的整整齐齐地落水死亡，着实有点奇怪：
如果说他是从楼房里被震波甩进水里淹死的，不可能穿得这么整整齐齐吧。
直到大地震三年后，听到的地震故事越来越多，还有很多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事，我才感觉，那个中年男年大概率死于自杀。
也许是他妻儿老小都在大地震中遇难，看不到希望，半夜路过这里，一时想不开投水自尽。
看了会热闹，我猛然想起那头小毛驴，想骑上它继续赶路。谁知，当我返回原地，小毛驴早已不见踪影，连我脱下来的那双钉鞋也丢了。
“唉，本来都是借来的东西，丢就丢了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回到家，第一位的任务是清尸。当时，已是震后第六天，解放军战士已深入各个街道。
我所在的街道属极震区，死伤严重，分包我们这里的是38军112师336团8连。
38军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铁军，分包路南区，救灾任务相当繁重。八连，是铁军中的铁军，战士们的作风更是没得说，那时，人们都称八连为“钢八连”。
战士们把一具具腐烂的尸体从废墟中扒出，装进黑色塑料袋，扎紧封口，整齐地码放在路边，等卡车统一拉到郊外进行无害化处理。
我看见过战士清尸。
接近尸体时，他们很少用铁锹之类的工具，尽量保持尸体的完整，他们知道死者为大，一直保持着对死者的敬畏、尊重。
有很多因腐烂，像豆腐块一样的尸体，他们就一部分一部分地拼接完整，放进袋子，尸体完整地入土为安，他们的心理也得到几丝安慰。
分包我们街区的八连二排，最多的一天，平均每位战士清理了22具尸体。
当时，连口罩都还没有，很多战士把毛巾遮在鼻子上，再用绳子、铁丝或电线之类的东西绑在头部。
有的用的是背心和布头。
连日劳累，再加上尸臭，不断有战士晕倒。他们被战友们抬下去，休息一会，醒过来，又继续战斗。
环境差，劳动强度特别大。有时，晚上一干就干到十一二点，第二天天一亮就起来。
大地震时，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天四五点钟天就亮了，因此，战士们每天实际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休息不好，吃的更不好。
开始时，每人领到的是一份压缩饼干和一块红咸菜，一天给一军用水壶的水。
吃饭、喝水时，常常会有一些孤儿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战士们就把东西分给这些可怜的孩子。
吃饭时，手都不能洗，因为那时水相当珍贵。
围观了一天，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对二宝说：“要不，咱给战士们摘点青菜吧。”
二宝问：“去哪儿摘？”
“刘屯，那里黄瓜、土豆不少。”
“你这不是摘，是偷吧？”
“反正又不是我们吃，给子弟兵的，你要非说是偷，我也没办法。”
第二天，我和二宝，还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拎着面袋去了刘屯大队。
谁也没想到，我的这个小小建议，弄得二宝差点被枪毙，还引出了一场纠纷……
（待续）
（注：本文主人公刘艺文，男，1955年生，唐山陶瓷厂工人，后为该厂第一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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