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2月份通胀率放缓至13.2%，低于1月的20.6%和去年12月的25.5%；近12个月累计通胀率达276.2%。
与此同时，阿根廷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15日表示，阿根廷2月基本财政盈余为1.23万亿比索（折合人民币约104亿元），这是该国连续第二个月实现财政盈余。此前，阿根廷在一月份实现财政盈余5184.08亿比索（折合人民币44亿元），这也是12年来阿根廷首次实现财政盈余。
通胀正从峰值开始回落，政府12年来首次实现财政盈余，阿根廷国内的大企业、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对米莱的举措给出了充分的肯定，黑市上比索兑美元的汇率也已经稳定下来。
米莱的“休克疗法”似乎在100天后初步看到了成效。
但这成效的“代价”可不小。
政策负担落到穷人身上
休克疗法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要求很快进行经济转型。把一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大的工程要在几年内落实。
步伐慢的话，时间就要长，这样一来，新体制就会是旧的经济体制和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混合物。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混合物行不通。此外，如果不加快速度，旧体制的鼓吹者和既得利益者就会采取实际行动，拨转历史时钟。
本着“改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改革”的原则，米莱上任后立即对旧体制发起进攻。他首先宣布放开汇率管制，将比索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54%。
圣诞节前夕，米莱签署了一项总括性行政命令，放松了对经济重要领域的管制，废除了政府对商品价格的限制；保障私人财产；削减劳工福利；取消租赁、供应、土地买卖限制条款。
12月29日，米莱又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综合法案，共有664项条款。该法案旨在重构该国选举、重组国会下议院并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
如果获得通过，它将在一年的“紧急”时期内向米莱的行政部门授予广泛立法权，赋予米莱比此前任何一个民选总统都要大的权力。
休克疗法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创建新的经济体制过程中，政府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这一特征是以那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信仰为基础的，这种信仰认为，如果国家撒手不管，市场经济就能多多少少地自动产生。
完成权力交接仪式的当晚，米莱签署新的总统令，将现有18个政府部门砍成9个，并表示新政府将削减占GDP5%左右的公共开支，包括减少用于公用事业、交通、燃料等方面的补贴，同时寻求简化政府福利计划，以减少财政赤字。
这些调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市场对米莱的政策反响良好，阿根廷股市连续大涨，阿根廷MERVAL指数2023年总回报率涨超360%，为近十年来最大涨幅。
在米莱上任的第一个月里，阿根廷的税收收入增加了256.9%，加上严格的削减公共开支，终于实现了财政盈余，这也是12年来阿根廷首次实现财政盈余。
比索贬值后，出口商品价格大幅降低，让阿根廷的出口贸易再次起飞。当月阿根廷外贸扭转了9个月的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储备增加。
这些措施有个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对穷人和工人阶级打击很大。比索贬值后，钱变得更不值钱了。抖音上有个在阿根廷开超市的华人，发明一个词叫“涨亏了”，就是把超市里的货全都涨价改一次，最后算下来还亏钱。网友建议直接关门一段时间，可能比打开门做生意赚的还多。
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走上阿根廷各地街头，对米莱的休克疗法说“不”。有卡车司机、环卫工、国家机关职工，还有退休人员、租户、环保活动人士。米莱的政策减少了对普通工人的保护，穷人担心受到剥削，变得更穷。
尽管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通胀已经回落，但普通阿根廷人的生活仍然感受到了压力：
根据3月20日的比索汇率，一份快餐店套餐（类似巨无霸套餐）5897比索（49.5元），1升牛奶1967比索（16.5元），12个鸡蛋1929比索（16.2元），1千克土豆782比索（6.5元），一套85平的公寓月租金318244比索（2673元）。
听着不贵对不对。阿根廷2023年第三季度的平均工资为193281比索，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块钱，相当于人在南美，却享受着欧洲物价，但整体上倒也不至于过不下去。
米莱大选时就一直在给阿根廷人打预防针，称紧缩政策带来的阵痛可能要持续6个月，或许阿根廷人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至于能扛多久，很大程度则取决于米莱接下来的动作。
休克疗法进入第二阶段
不管过程有多曲折，米莱总算把这三个月顶过去，进入了改革的第二个阶段。
3月14日，阿根廷参议院投票否决了米莱的综合法案，随后将提交到众议院投票。如众议院投票否决，这项法案将彻底无效。
新政府的第一项立法就被拦下，这在阿根廷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充分反映出米莱目前处境艰难。
作为政治素人，米莱上台得益于“民意”的支持，对于政治，他却是个局外人。在国会中，米莱领导的自由前进党联盟是少数派，在72个席位的参议院只有8个席位，在376个席位的众议院只有38个席位。中左翼政党“团结为祖国”和中右翼政党“变革联盟”两大传统政治力量基本控制了参众两院。米莱必须要受到两大党派的强力掣肘，内政外交难以随心所欲。
此外，阿根廷是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权力泾渭分明，地方行政大权基本被反对党人士掌握，米莱的施政纲领不仅在国会要艰难闯关，在地方落实更要看各省省长的脸色。
执政毕竟不同于竞选，米莱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力，必须收回部分激进的改革措施，寻求与传统政党达成共识。
这项综合法案原本包含664项条款，为了能闯关成功，米莱删减了近三分之二，仍然屡次闯关失败。
由于国会的阻拦，休克疗法暂时陷入僵局。尽管米莱在3月1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承诺，不论国会支不支持，都将继续推进改革。但眼下的情况表明，如果没有充分的行政权力，休克疗法马上就得休克。
接下来，米莱可能要求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全民公投，他在竞选时曾提到过这种应对国会僵局的策略。
米莱对自己能带领阿根廷人走出困境充满自信。上个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提醒记者，摩西在沙漠中流徙40年，才带领以色列人到达了流淌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可阿根廷等不了40年。米莱必须尽快拿出接下来的应对方案，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证明他的应许之地不是海市蜃楼。
经济困境是历史的遗产
阿根延在过去大半个世纪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与前总统胡安·庇隆在70多年前定下的经济政策脱不开关系。
1946年，工会和工人拥护庇隆赢得了阿根廷总统大选的胜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庇隆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福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甚至直接规定企业给工人增加工资。国会也先后通过了养老金、医疗保障、住房政策、工人权力和社会福利等政策。
2003年至2010年间，天然气、石油、大豆、黄金、白银、锰、锂等全球大宗商品的繁荣给阿根廷带来了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造就了基什内尔王朝（指前总统基什内尔及其夫人克里斯蒂娜执掌该国时期）的繁荣。
基什内尔政府将开采大宗商品获得的部分收入用于继续扩大社会福利。空调开始出现在贫民窟，计算机免费提供给全国学生，以前私有化的公司被重新纳入国家控制，还引入了能源和交通补贴。
基什内尔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大宗商品繁荣为前提的。它带来了大量资本，却未能给阿根廷经济提供一条超越挖矿经济的道路。2010年后，随着大宗商品繁荣停滞和金融市场枯竭，该模式开始暴露其缺陷。外国公司缩减规模或转移当地工厂，阿根廷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因资金不足导致援助有效性大打折扣。
随着福利国家有效性的下降，选民也变得越来越矛盾。在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的识字率接近95%，这得益于庞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如今，每100名进入公立小学的学生中，只有46名能通过小学毕业测试。公立医院曾经是阿根廷国家福利的瑰宝。然而，随着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拥有了私人医疗系统，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大幅下降。如今，有一半的低收入患者一年没有去看过医生，公立医院排队等待的时间是私人医疗系统的两到三倍。
随着福利社会的慢慢瓦解，右翼和精英阶层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反对声越来越大。阿根廷中下层阶级和穷人也转向右倾，开始将个人努力视为对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他们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认同：拥抱个人创业，反对依赖政府援助。
2010年，米莱开始作为嘉宾出现在电视上，参加有关政府福利支出的辩论。他对选民很有吸引力：雄辩，进取，有中下层阶级的出身，直言不讳地抨击了阿根廷的积弊，并用简单的语言传达着他的经济思想。
米莱最初被政客们视为江湖骗子，但他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追随者。去年8月，令大多数观察家震惊的是，米莱在公开的总统初选中以30%的选票排名第一。
或许国会的阻拦并不能决定米莱的命运。在没有政治选择的情况下，无论物价变得多高，他的支持者都可能会坚定地选择他。
就像1930年，一群人聚集在德国的街道上，为纳粹官员欢呼。他们呐喊着：“我们不要更低的面包价格，不要更高的面包价格，不要不变的面包价格，我们只要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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