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陵之战后奔梁的北来降人
尔朱荣死后，尔朱荣集团的其他成员互相猜忌，各据一方，原隶属于尔朱荣的六镇武将也人心浮动，尔朱氏集团内部事实上已成一盘散沙。
原为尔朱荣旧部，拥有六镇降户势力的高欢抓住机会拥兵入洛，改立孝武帝，进入政治权力中心。
在这一过程中，同为尔朱荣旧部的贺拔胜等纷纷倒戈，同时也使贺拔胜等人的军事政治势力得到了保留和扩充。
此外，孝武帝不甘仅做政治傀儡，为除去高欢，孝武帝与斛斯椿、贺拔胜等积极联合，在中央与地方同时对高欢造成了威胁。
永熙三年，孝武帝以南伐萧梁的名义征兵，实则欲讨伐高欢，高欢随即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孝武帝不敌，西出长安。
高欢遂另立孝静帝，将其时孝武帝留在洛阳的亲信全部诛杀，并借机扫清了自己无法掌控的尔朱氏旧部，彻底控制了东魏朝政。
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孝武帝亲信与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无力与高欢抗争，遂南奔萧梁。
在这一时期奔梁的降人群体中，世家大族出身者仅占百分之四十，比前两个时期有所降低，而边镇豪帅占比百分之六十，且这一批南奔的世族中百分之七十五的成员奔梁原因都是跟随边镇豪帅。
从官品来看，这一批降人在北魏的官职品秩均在从三品以上，尔朱仲远、独孤信、贺拔胜三人均曾位至品秩为从一品的车骑大将军，贺拔胜更曾任三师中的太保，尔朱仲远甚至曾任虽不常置，但地位高于三师中太师的太宰。
且有爵位者五人，占比百分之五十，可见他们在北魏的政治地位整体较高，且其中的一部分已经进入了权力核心。这一批降人投梁时间较为集中，除尔朱仲远于普泰二年、刘济于大同元年南奔以外，其余八人均于永熙三年奔梁，占比百分之八十。
上列北来降人分别属于尔朱荣集团、贺拔胜集团、孝武帝亲信，均因在与高欢的军事对抗中落败而南奔萧梁。尔朱仲远为尔朱彦伯之弟，是尔朱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
尔朱荣死后，北魏政局混乱不堪，尔朱仲远与尔朱天光、尔朱世隆等各据一方，恣意行事。高欢趁势崛起，先在广阿用离间计以少胜多，大败尔朱兆，又乘胜追击，在韩陵将尔朱荣集团彻底击溃。
尔朱荣集团其他成员先后被杀，尔朱仲远逃回东郡后无法立足，遂南奔萧梁。
在永熙三年奔梁的降人南投原因同样是不敌高欢，但所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且这一批降人来源一致，均为贺拔胜集团成员。韩陵之战后，以斛斯椿、贺拔氏兄弟为代表的原尔朱荣麾下的六镇将领审时度势，纷纷投归高欢。
这使高欢不必分神他顾，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尔朱兆的残余势力。但同时也使高欢无法对这一批尔朱荣旧部拥有的军事力量进行分割和吸纳，成为其日后控制北魏朝政的一大阻碍，贺拔胜即为此间代表。
高欢入洛后，虽然位至丞相，但在政治上处处掣肘，并不能满足其独揽大权的愿望。与高欢有隙的斛斯椿深得孝武帝宠信，并在中央权力机构中对高欢及其亲信进行了全面的压制。
地方上，贺拔岳、贺拔胜分别占有关陇、荆襄，军事实力足与高欢分庭抗礼。这两股势力为与高欢抗衡，又相互联合。贺拔氏兄弟虽然面对高欢的联合时态度冷淡，并与孝武帝关系密切，但他们的目的仅为保存自身实力，并无效忠孝武帝的意愿。
因此，贺拔氏兄弟虽将高欢视为假想敌，有所防范，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并未与高欢彻底决裂。甚至在高欢利用离间计挑拨侯莫陈悦杀死其弟贺拔岳后，贺拔胜仍犹豫不决，致使贺拔岳残部为宇文泰所得。
永熙三年，孝武帝假称南伐萧梁，征河南诸州兵欲伐高欢，高欢随即以诛君侧恶人之名领兵南下。
贺拔胜虽受孝武帝征召赴洛，但始终举棋不定，不顾部下与高欢决战的建议，军至汝水便屯兵不前，坐视孝武帝、斛斯椿等大败。
孝武帝西迁后，贺拔胜依然不纳崔谦之说，踌躇不前，最终还兵欲退保荆州，致使军心大散，尚未至州便为侯景所败，仅余麾下数百骑奔梁。
此外，此时南奔萧梁的降人中还包括孝武帝的亲信。高欢进入洛阳后，另立新帝，下诏迁都，并将孝武帝留在洛阳的亲信大臣一概诛杀，其中就包括刘济之父，时任都官尚书的刘廞。
高欢扫清政治障碍的强硬手段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一批在高欢与孝武帝的政治斗争中采取观望态度的尔朱荣旧部自虑不能免祸，不甘束手待毙，纷纷起兵讨伐高欢，刘廞亲族随即召集部曲响应。
兖州、南青州与彭城刘氏郡望所在地徐州相邻，刘廞之子刘骘、之弟刘粹其时均于徐州任官。青、徐、兖三州皆为上州，且地处要冲，政治军事地位较高，高欢决无可能容忍这三州旁落。
同时，青、徐、兖三州地处关东，与关陇地区相隔甚远，且中间地带为高欢控制，刘济等无法西奔孝武帝，只能选择武装反抗高欢，拼死一搏，但随即被高欢击败。刘济因此南奔萧梁。
独孤信及其部下属于贺拔胜集团，但南奔萧梁的时间晚于贺拔胜。贺拔胜之弟贺拔岳死后，贺拔胜不听李虎劝谏，不肯接收贺拔岳的势力，旋即后悔，派独孤信去收拢贺拔岳旧部，但此时贺拔岳部下已为宇文泰所得。
后独孤信被孝武帝招入洛阳，并跟随孝武帝西迁。孝武帝进入关中后，中原地带武装动荡不断，宇文泰虽因军事实力不足不欲与高欢正面冲突，但既奉孝武帝自称正统，自然也要在表面上对这部分“勤王”势力有所响应。
先为贺拔胜亲信，后又为孝武帝倚重，其时无法融入关陇集团且拥有较高威望的独孤信便成为了收复故地的绝佳人选。宇文泰封独孤信为卫大将军、都督三荆州诸军事等职，令其率军收复荆襄。
独孤信“士卒不满千人”，初以其较高的军事能力以少胜多，收复三荆，但高敖曹、侯景相继而至，最终寡不敌众，率杨忠、宇文虬等南奔萧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降人中百分之八十选择北返，并在进入西魏后对萧梁的军事防御造成了极大威胁。
这批降人对萧梁从无认同感，并以奔梁为政治污点，其后人对其奔梁行为大多讳言。
综上，这一时期奔梁的降人群体中，世家出身者占比进一步下降，而政治地位总体较高，甚至有成员进入了政治核心。
这一批降人投南的原因较为一致，均因在与高欢的军事对抗中落败而南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北来降人在入梁后大部分选择北返，并未对萧梁政权起到正面作用。
侯景叛魏后奔梁的北来降人
孝武帝西迁，一方面使北魏分裂，东魏、西魏各据一方，并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另一方面使高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不得不对元魏宗室和怀朔勋贵采取联合手段。
侯景出身六镇，身经百战，军事能力卓越，麾下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因此成为高欢的重用对象，“拥众十万，专制河南”。
高欢执政时自信在自身的威慑下侯景不敢妄动，且仍需利用侯景扫清军事和政治障碍，故敢于给予侯景仅次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后高欢病笃将死，忧虑侯景势大桀骜，其子高澄不能辖制，乃嘱咐高澄传书召侯景入京，欲将其铲除。
侯景深知自身处境，随即南通萧梁，西结西魏，起兵与高澄决裂。后不敌慕容绍宗，仅以八百兵马南奔萧梁。
侯景南奔萧梁后仅一年即发动侯景之乱，其在作乱中所封的众多仪同中，任约、丁和、王伟、王则、于子悦等均有在北记录，纥奚斤等虽无在北记载，但由姓名可推断其应为北来胡人。
傅士哲劝降羊侃时有“在北之日”等语，《南史》将这数十人与在侯景的军事压力下投降并为其所用的梁人分别叙述，可见侯景发动叛乱之初所倚仗的这批武将谋士均为随侯景奔南的北来降人。
但这一批北来降人中的绝大部分，因在北地位低下，出身经历和在北官职均无史可考。
侯景降梁后奔梁的北来降人群体中，除王伟出身尚有争议外，均非世家大族出身。这一批降人虽自北南投，但其中百分之八十没有在北记载，可见这一批降人在北毫无政治地位。
侯景据涡阳与慕容绍宗决战时，麾下大批北人将领因不愿南渡，在确保亲族无恙，官爵得以保留后便投降慕容绍宗，“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
可以推知，这一批随侯景降梁的北人，除了王伟、丁和等不为东魏所容的侯景心腹外，绝大多数在北地位极其低下，除跟随侯景外并无其他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途径，甚至可能并非自由民。
侯景投梁的直接原因是在与东魏的军事对抗中落败，而他之所以发动叛乱反对东魏，则是为了保有自身的政治地位。然而侯景在东魏“与神武相亚”的地位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不可能成为常态。
高欢驱逐孝武帝，坐实了自己“乱臣贼子”的身份，在政治上陷入不利局面。在军事上，宇文泰占有关陇建立西魏，与东魏战事不断。萧梁虽与东魏战事稍歇，互通使节，但仍为东魏的一大威胁。
同时，北方的柔然军事实力强大，时常南下对东魏进行侵扰。东魏建立之初即处于强敌环伺的紧张状态中。因此，为了笼络武将和士大夫，高欢掌权后对东魏的官员管理采取极为宽松、放任的态度。
侯景之乱导致萧梁灭亡
此外，河南之地与西魏、萧梁相接，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高欢本人坐镇晋阳，与之相隔甚远，且其时东魏良将稀缺，因此高欢不得不委任侯景镇守河南，并给予相当的自治权力，这使侯景在河南积蓄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但侯景的“专制河南”仅为东魏在战时紧急状态下的权宜之计，高欢父子不可能使其成为常态，高澄十六岁“入辅朝政”时便开始抑制勋贵，高欢死后高澄摄政，东魏的政治重心极有可能从晋阳转移到邺都。
邺都与侯景所辖的河南相近，高澄因此更不能容忍侯景对河南之地的控制。侯景对自身处境心知肚明，高欢临死的言行和侯景闻知高欢病笃时“拥兵自固”的行为都证明侯景与高欢从未相互信任。
且侯景此人自视甚高，之所以为高欢所用，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欢对其具有相当的威慑力，高欢死后这一威慑消失，侯景对高澄本就颇为轻视，当然不肯任由高澄收归大权。
此外，侯景出身行伍，身经百战，军事能力较强，因此对其时东魏诸将颇为鄙薄。
且侯景控制河南军政时间较长，对自己辖制河南一地州郡长官的能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认识，自认为“函谷以东，瑕丘以西，咸愿归诚圣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无二志”。
但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侯景并无完全掌控河南之地的能力。这种自负的认知使得侯景选择起兵反对高澄，也因此最终失败。
侯景最终仅以残部亡奔萧梁，但与贺拔胜等不同的是，侯景在与东魏的军事对抗之初便与萧梁有所联系，且始终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在侯景最初的谋划中，是以其所据河南之地作为筹码，通过与萧梁合作，从而达到保有自身政治地位的目的。
此后虽然形势不为侯景所控，但因侯景原拥有的政治资本雄厚，仍然拥有一定选择权。侯景谋叛东魏时与西魏、萧梁均有所接触。西魏方面表现较为冷静，而萧梁十分积极。
侯景献降之初便授其“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远高于西魏所授官爵。萧梁先后三次出兵，第三次由萧渊明所领之军的人数达到了十万之众，其中，羊鸦仁入据悬瓠，萧范击荆州，萧渊明击徐州，攻击范围几乎包括整个河南地区。
即便在萧渊明惨败后，萧梁仍遣元贞北返，可见萧梁野心勃勃，所谋甚大。而萧梁并无能够匹配其野心的军事实力，这一点也与侯景的接触中为侯景所洞悉。
萧梁内部军政混乱，政治上梁武帝年事已高，处事昏庸。宗室成员间勾心斗角，目光短浅。军队中指挥官军事素养极差，部队战斗力低下。侯景的权力欲极强，西魏、萧梁既不能向其提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便不能令侯景满足。
而与西魏相比，萧梁混乱的内部环境有利于侯景发动叛乱以攫取更多的权力。因此，侯景最终南投萧梁，为东、西魏所不容为首要原因，但在这一过程中，侯景自身的选择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这一时期投梁的降人来源比较单一，均为侯景集团成员，这批降人中的绝大部分在北地位极为低下，只能通过追随侯景来谋求自身政治地位的提升。侯景本人在与萧梁的接触中便已洞悉了萧梁军政的混乱，因此，这批降人入梁后，侯景之乱旋即爆发。
综上所述，萧梁北来降人群体中，武将占到绝大多数。他们大多迫于政治压力或军事压力南奔萧梁，但在萧梁建立之初奔梁的降人尚有维持政治地位的考虑，虽然出于被迫，但仍有一定的主观因素，而此后南奔的降人在南奔时绝大多数在北已无立足之地，完全居于被动。
从整体来看，四个时期的降人群体在北所居官职品秩不断上升，从侧面反映出北朝政局动荡程度不断加深。此外，在总体政治地位上升的同时，北来降人群体中高门世族出身者占比不断下降，也可窥见世家大族在北政治影响不断削弱。
在四个时间段中，萧梁初期北来的降人中仅有夏侯道迁一人北返，占比百分之八；尔朱荣之乱后北来降人中贾显度、郑先护二人相继北返，占比百分之二十二；
韩陵之战后入梁降人中贺拔胜、独孤信等八人北返，占比百分之八十，足见北来降人对萧梁的认同程度不断降低，侧面反映出南北朝后期北强南弱的大势。
而侯景叛魏后入梁的降人则发动了侯景之乱，直接造成了萧梁的乱亡，使得北强南弱的形势进一步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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