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多霸气，谁解藩王别样情。”
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与朱棣同母，本应在皇室尊荣中安享富贵，却被讽 “不务正业”。
众所周知，明朝沉迷外物的皇帝不少，比如喜好木匠的，爱好修仙的，这位藩王到底是因为什么有原因，被时人所“诟病”呢？
朱橚生于元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361 年 8 月 9 日）。
彼时，父亲朱元璋尚在逐鹿天下，与陈友谅的军队在安庆和江州展开激烈争夺。
陈友谅在采石兵败后退守江州，此前他在江西的多场战役中已接连失利。
同年七月，陈友谅部将张定边占据安庆，因安庆地处建康（南京）上游，战略位置重要，朱元璋决意进攻以巩固地盘。
在这场战役中，朱元璋水陆并进，由徐达、常遇春率先头部队西进，自己率水军逆流而上，沿途击溃陈友谅的守军。
一举攻破安庆，俘获大量战船。
随后，他挥军江州，在两翼夹击中大败陈友谅军，此次胜利不仅为朱元璋奠定了对江西、湖北的控制权，统一天下的步伐已不可阻挡。
父亲朱重八不再是曾经红巾军的无名小卒，而是日后威震周边、在位期间四次北伐、打的蒙元丢盔卸甲，草原上的长生天失去了他的荣光，这就是洪武大帝。
但与朱元璋积极进取、叱咤风云的军事生涯相比，朱橚的性格与志趣却有些不同。
他从小并不热衷武艺，也无心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是对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情有独钟，尤其对医药学表现出浓厚兴趣。
春日的庭院中，人们常能见到他手持医书专注研究的身影。
朝堂之上，尤其是此时的洪武朝，武力和权谋才是重点，朱橚的这样的行为，显得颇为另类。
或许正因如此，他在诸王中并未受到父亲朱元璋的重用，其实也不奇怪，一直以来有句俗话，在朱元璋的眼里，儿子分为两种，一种是太子朱标，一种是其他儿子。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稳固统治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官僚体系加以整顿和改革，其中就包括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紧紧攥在皇帝手中。
在明朝政权稳定后，朱元璋开始有计划地铲除，那些他觉得可能会对朱家天下造成威胁的功臣宿将。
而在洪武朝，做官可以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脑袋搬家，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与空印案死的人不知凡几。
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胡惟庸九族，还杀了陈宁、涂节等数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又以伙同谋不轨罪杀了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等大批功臣，前后竟诛杀超三万人。
至于空印案，发生时间有多种说法。
洪武八年（1375 年）说，有学者根据方孝孺所著《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中记载其父洪武九年去世，推测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之后不久。
洪武九年（1376 年）说，《逊志斋集・叶伯巨郑士利传》中直接写明空印案是在洪武九年发生；
还有洪武十五年（1382 年）说，《明史・刑法志》中记载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
朱元璋发现空印现象后，仅凭直觉就认定官员们相互勾结、欺君罔上，根本没有深入探究官员们使用空印文书是否情有可原，使得许多按以往惯例行事的官员被冤枉。
主印官员被一律处死，副手以下杖责一百并流放边疆。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惩处，让大量可能并未参与舞弊、仅仅是在正常履行职责过程中涉及空印文书的官员遭受了无妄之灾，导致众多无辜者被牵连其中。
郑士利曾针对空印案上疏，详细阐述了空印文书使用的实际，并非有意欺瞒，认为不应将此行为定为重罪，但朱元璋反而将其流放。
这一举动使得其他官员，不敢再为涉案人员说情或提出不同意见，导致一些官员的冤情无法得到申诉。
在这些案件中，冯胜虽未直接卷入，但也未能幸免。
自洪武二十年被责令归乡后，冯胜就一直处于赋闲状态，虽未被明确治罪，但已失去往日的权势，行动也受到一定限制。
朱元璋不仅对外人狠，对自己的儿子也好不含糊，为了巩固边防、屏卫皇室，朱元璋开始分封诸子为藩王。
《明史》：明确记载 “初，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 以及 “天下之大，必建屏藩，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道。
朱橚年仅九岁时便被封为吴王，不过由于年纪尚幼，他并未立即前往封地履行王职。
洪武年间，朱元璋逐步优化藩王的分布，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范割据隐患的产生。
于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 年），朱橚的封号从吴王被改封为周王，因为吴地早在明初已成为中央统治的直辖区域，地位特殊且不适宜再分封地方势力。
河南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曾是北宋的都城，历经战乱，几经屠戮，非常需要休养生息，选定开封作为周王的藩地，对当地的复苏也是一种考量。
洪武十三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到了洪武十四年，年满二十的朱橚正式前往开封就藩，洪武十五年，齐王朱榑就藩青州；
朱元璋给了这些藩王一定的军事权力和经济特权，但同时也对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行了严格管控。
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皇明祖训》中，其中明确规定了藩王的各种行为准则，像藩王不得无故结交地方官员，从社交方面限制了藩王的日常行为，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结党营私、扩张势力。
此外，《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要求藩王定期汇报藩地的情况，涵盖军事、经济等方面，以便中央能够及时掌握藩王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但朱橚却私自离开封地开封，前往凤阳探望岳父冯胜。
据《明史・卷一一六》明确记载：“二十二年，橚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炖理籓事。”
要知道，朱元璋治家向来严苛，绝不允许封王擅自离开辖地。
消息传至朝廷，朱元璋龙颜大怒，毫不留情地欲将他发配至遥远而荒蛮的云南。
这便是他的第一次流放，在云南待了一年多后，朱橚被朱元璋召回，后来又回到了封地开封。
而第二次流放云南，则是洪武三十一年，在建文帝朱允炆削藩之时，他的次子朱有爋状告他与长兄朱有炖密谋造反，朱允炆便将他一家老小抓起来，再次流放云南。
此时的云南还是明人眼中的烟瘴之地，多猛兽毒虫，初至云南，我们后人恐怕很难想象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子，当时内心失落与惶恐。
这里四季氤氲，湿热难耐，与中原的干爽大不相同。
朱橚亲眼目睹无数家庭因病致贫，甚至家破人亡，这般惨象深深触动了他。
身为王子，曾经拥有一切，如今却对这些饱受疾病折磨的平民百姓无能为力。
一段时间后，朱橚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惊觉，云南或许不只是他 “流放” 生涯的终点，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他暗下决心，要用医药知识帮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人们。
没有了王府舒适的书房，也无人供应珍稀医书，朱橚只能从云南的乡野间汲取草药知识。
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成了最重要的工具，但凡见到草药，他便详细记录其形状、气味、用途，甚至在条件允许时亲自尝试，以验证药效。
云南的山川化作朱橚的天然课堂，他时常独自跋涉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间，仔细观察每一种植物的生长形态。
有时，他还会向当地药农请教，了解他们积累的草药使用心得，起初，当地民众对这位 “被贬” 的王爷敬而远之。
但随着朱橚多次主动探望村民、医治病人，百姓们渐渐敞开心扉，甚至有人将祖传药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
他仔细誊写这些药方，反复琢磨背后的原理，这些曾被忽视的草药知识，成为他研究的宝贵素材。
在云南的山水之间，远离了朝廷争斗，也脱离了王室的保护，他的身份逐渐褪去，他身边慢慢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乡间医者。
1402 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命运的轮盘再次转动，这一年，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登上皇位，将中原皇权紧紧握于手中。
而作为朱棣同母兄弟的朱橚，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得以回归中原。
回到京城的朱橚，本可借着新皇登基的东风，重新享受王爷的尊荣，重拾昔日的荣华富贵，然而，经历了云南流放岁月的他，内心的执着已不再是权力。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目睹了百姓的疾苦，心中萌生出一种更高远的追求 —— 以医道治病救人，回报生他养他的百姓。
回到开封封地后，朱橚立即着手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植物园。
这座植物园在当时极为罕见，他将在云南山区艰难积累的草药知识进行一一汇编，详细记录每种植物的形态、生长环境以及功效，为系统化地开展草药研究奠定了基础。
为深入探究药物的医治之道，朱橚广招名医志士，其中不乏当时负有盛名的医者，纷纷投身其中。
经过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朱橚陆续编撰出了《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等一系列医学著作。
其中，《普济方》乃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集明朝以前方书之大成，为后世研究中医药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这些医书一经推出，便在朝野间赢得广泛赞誉，迅速流传至民间，成为医者和百姓心中的良方。
但朱橚并未因这些初步成就而止步不前，朱橚深知灾荒年代百姓的疾苦，在饥荒来临时，人们不仅要忍受病痛，常常忍饥挨饿，更严重时。
为了避免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剧，《救荒本草》孕育而生，与普通的草药书不同，这本书不仅介绍了常见的药用植物，还重点搜集那些能够在极端环境下充饥的野生植物。
朱橚亲自率领团队走遍山野，实地采集草药和野菜，跋涉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中。
每到一地，朱橚都会细致观察植物的生长环境，记录气候、土壤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书中的每一条植物描述，都附有详细的生长特性、食用方法和药效说明，同时还请画师为植物绘制插图，力求直观而精准。
更令人敬佩的是，朱橚为了确保书中内容的科学性，采取了近乎“神农尝百草”般的实践。
朱橚细致地列举了荒年可食植物的食用方法，甚至囊括了食物保存与烹饪的建议，他尤其强调饮食卫生，警示不洁饮食可能带来的疾病。
这种实用性极强的编写方式，使《救荒本草》在饥荒中成为无数人赖以存活的“救命书”。
文中所述如：“文冠花，生郑州南荒野间，陜西人呼为崖木，树髙丈许，叶似榆树叶而狭小，又似山茱萸。叶亦细短，开花彷佛似藤花而色白，穗长四五寸，结实状似枳殻，而三瓣中有子二十余颗，如肥皂角子。子中瓤如栗子，味微淡又似米面，味甘可食。其花味甜，其叶味苦。救饥采花煠熟油盐调食，或采叶煠熟水浸淘去苦味，亦用油盐调食，及摘实取子煮熟食瓤。”
经过数年的努力，《救荒本草》终于完成，并迅速传播开来。
其内容详实，插图生动，文字通俗易懂，不仅在明朝拯救了无数灾民，还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这本书后来被翻译到日本，成为日本草药学的重要参考书，数十年后又传入欧洲，为西方植物学和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书中对植物的药效描述、资源利用方式等，令国外学者大为惊叹，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植物学和医学的研究进程。
晚年的朱橚几乎淡出朝政，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植物研究之中，1425年，朱橚以六十四岁高龄辞世，带着未竟的医学梦想离开了人世。
他的身份在明朝一度敏感，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二人关系密切，而朱棣是建文帝削藩的最大对手，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
他的爱好，也不被朝堂所喜，在某些人眼里，整体与一群乡农草木为伍，简直是为粗鄙，可以说他成为诸藩王中的“异类”。
但这本书的问世，也让朱橚的形象从“流放罪王”转变为受人敬仰的医学先驱。
他用这部书告诉世人，真正的责任在于回馈社会，而非享受权力；学识的意义，不在于个人炫耀，而在于托举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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