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杨绛父亲因为吃了过量的炝虾，生了严重的风寒，大夫们都束手无策。眼看父亲开始神志不清，甚至开始说胡话。夜里，母亲咬咬牙，偷偷一个人，把他胶囊里的药给换了。
杨绛的母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可不是她想要陷害杨绛父亲，她这是爱惨了他。
杨绛的父亲叫做杨荫杭，他出生于书生门第，从小耳濡目染，是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后来他在国外留学，还顺利拿到了法学硕士。回国之后，杨荫杭在政府任职，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
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从事实判定来看，被告嫌疑人是有过错的，但因为这个人背景不简单，上司给杨荫杭施压，让他从轻判决。
为此，杨荫杭和上司翻脸，他把话说得非常难听，一时让上司下不来台。杨荫杭直指：国家变得乌烟瘴气，就是因为像上司这样的社会蛀虫导致的！
上司见已经与他撕破了脸，便毫不客气：世间清高的人又有多少，有本事，你自己去改变这世道！
杨荫杭亲身体会到了职场、官场的暗流涌动，他失望透顶，决定辞职回家。也许他改变不了世道，那么至少可以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杨绛的母亲，也是知书达理的女子。她见丈夫连日来精神萎靡，心志都受到了影响，便支持丈夫远离是非之地，重新开始。
1920年在无锡，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起了“炝虾”，那是当地有名的美食。所谓炝虾，就是从家附近的河里打捞上来小活虾，简单地洗一下后用酱料一淋，再扣一会儿就直接吃。杨绛接受不了这种类似生鲜料理的食物，所以没什么兴趣，可家里人却都很喜欢。
这道菜，成了杨绛父亲的心头好，几乎顿顿都要吃它。可是，万万没想到，祸根就由此而生。但因杨荫杭吃得最多，又不肯看中医，没过几个月，杨绛父亲就一病不起，而且病情越来越重。
杨绛母亲着急的四处求医，可留过洋的杨荫杭坚持只看西医，好容易请来西医，抽血化验各种折腾也没诊断出什么病，更没开出一粒药。
后来，听人说，凡是租过这套院子的人，无一幸免都患了伤寒症。
大概率推测，就是与门前的河水有关。一是居住环境潮湿，二是水质不干净，水中小虾吃多，容易让人患病。
邻里街坊提醒他们：“是不是老宅的风水不好导致的呢？要不要请个先生看看？”但杨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丝毫不信这些。在杨绛的母亲看来，眼下找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来治疗，才靠谱呢。在他的心中只认西医，不认中医。他只准西医给他看病。
但是，当时的西医凤毛麟角，而且医疗设施相当落后。有个西医为他诊治后，只是采了些血和大便，送到上海去化验，一来二去折腾一周，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后来，病情越发不可收拾，接连几天高烧不退，有时连人都认不清。即便如此，杨绛父亲也不许家人，去请中医。眼看人就要不行了，亲朋好友摇头叹息，孩子们嘤嘤哭泣。当时的杨家，杨绛父亲是顶梁柱，全家老幼都靠他一人，赚钱养家。
延误了治疗的时机，便不愿意再坐以待毙。杨绛母亲唐须嫈再也顾不了那么多，偷偷找来了当地最有名的中医，对丈夫谎称只是多个渠道看看，不打算开药治疗。
华先生仔细地看了杨荫杭的病情，心里也不抱什么希望，可他答应了唐须嫈会尽力，所以便“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副药。就这样，杨绛父亲才迎来一线生机。然而，他却不配合吃药，始终不肯相信中医
唐须嫈抓着最后这点儿希望，拼尽全力。知道杨荫杭不太信中医，为了能让他接受中医的治疗方法，唐须嫈买来了西药的胶囊，然后一个个地倒空，再把中药塞到里面重新扣好，给中药做了伪装，再给杨荫杭喂下去。就这样，在妻子“瞒天过海”之下，杨绛父亲捡回了一条命。
想来，真是从死神手中过了一遭。杨绛一直认为，若是没有母亲坚持，就没有父亲了。所有人都感慨奇迹发生，但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她母亲的贴心照料。那时的她还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也会像母亲这般，日夜守候着病重的至亲。这段记忆，一直烙印在杨绛的脑海里。
母亲的这些言传身教对杨绛的触动很大，后来她对钱钟书的悉心陪伴就可以看出有她母亲的影子。
1935年7月，杨绛与钱钟书完婚，成了夫妻。因为结婚那天天气太热，新郎新娘都很狼狈。多年后，杨绛回忆他们结婚的场景：
“《围城》中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1946年，钱钟书的《围城》问世，轰动一时。他在序言中感谢妻子：“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可以说，没有杨绛就没有《围城》。钱钟书创作《围城》期间，正是上海沦陷的时期，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杨绛包揽了一切杂事，为他营造了一个纯粹的创作环境。
1994年，84岁的钱钟书重病住院，此后缠绵病榻，全靠妻子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生病住院。两个医院隔着半个北京城，83岁的杨绛来回奔波，照顾丈夫和女儿，辛苦异常。
钱钟书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医院提供的流食不宜吃，杨绛就亲自做，把鸡肉、鱼肉和蔬菜打成泥状，再炖汤混合均匀。鸡肉要剔到一根筋都没有，鱼肉连一根小刺都不能有。
晚年的杨绛内心坚定，照料丈夫和女儿，她无怨无悔。杨绛说：“钱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取‘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钱钟书先生因病于北京离世。在其离世前，钱钟书大多时间处于昏迷之态，其妻子杨绛始终陪伴在旁，仿若能多陪一刻便是一刻。
一个三口之家，最终仅余杨绛孤身一人。难以设想，在两年时间内，自己生命中最为亲近之人相继因病离世，此种情感层面的重创，言语实难表述。
然而，杨绛这位从民国时期走来的女子，即便女儿与爱人皆先她离世，她也未被残酷的命运击垮。她坚定地表示，自己要留下清理“残局”。女儿与丈夫离开后，杨绛开始了低调简约的生活。她每日于桌前进行创作，整理丈夫的文稿，且在九十二岁高寿之际，完成了情感真挚的《我们仨》。
同时，杨绛达成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心愿，把巨额稿费赠予清华大学，且不以个人名义。此奖学金使数百名清华学子受惠，体现了杨绛一家三口的大爱以及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
诸事似皆已毕，杨绛亦临人生之涯际。2016 年 5 月 25 日，杨绛于北京辞世，享寿 10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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