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我国唯一一座不隶属司法部的监狱开始选址修建。
因为选址在位于北京西北远郊昌平县境内的秦城一带，该监狱也就得名“秦城监狱”，但它的正式名字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
后来也因关押最高级别的犯人，被称作“中国第一监狱”。
选址之后，公安部开始向当地的居民征购土地。
在征购的土地中不乏有生长着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土地，本着“一切为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精神，公安部除了赔付土地的价格，还针对每一颗果树都作出了赔偿。
不论果树的大小，仅论果树的品种统一定价，一般为几十元钱。
除此之外，公安部还另外征购了十几华里的土地，用于修建公路和桥梁，便于监狱后续的施工和利用。
秦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充满了神秘感。
前身为功德林监狱
秦城监狱虽是1955年选址修建，但它却是继承了功德林监狱的某些功能。
因此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的功德林监狱一直被认为是秦城监狱的前身。
而功德林监狱也是在1949年及之后才被华北公安部进驻接管，过去，它的名字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专门作为镇压革命人士的场所。
我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就曾被关押在此。著名的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余俊生主编的《昌平史话》记载有围绕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展开的一件“最有胆识的事情”，那便是国民抗日军为解救监狱内被关押的587名党员群众而发起了一场奇袭行动。
当时已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虽名义上已经同意了联共抗日，实际行动却迟迟未至。
于是，原东北抗日铁血军成员赵侗、高鹏、纪亭榭等将领与昌平爱国人士汤万宁、王世俊等人秘密组建了抗日武装队伍。
24人在这一年的7月20日分三路闯进北平，于22日在永安庄正式宣布起义，举起了“国民抗日军”的旗帜，也打响了平郊乃至华北民众抗战的第一枪。
平津各地的流亡学生纷纷慕义而来，也渐渐成为了国民抗日军的主体，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队伍。
按照计划，他们在8月22日当晚对过去曾是庙宇、现却成为国民党镇压革命人士的牢笼的北平第二监狱发起了奇袭。
国民抗日军的成员吴静宇掌握有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化装成一名日军，用日语喊话，骗取伪狱警打开了监狱狱门。
随后，埋伏在附近的70余名队员迅速行动，一拥而入，极有组织地破坏了警报器，隔断了电话线，并缴获了全部狱警枪支，包括3挺机枪和40余支步枪。
这些伪狱警丧失了防守、反击甚至是通报的能力，尽数被捆绑了起来。
国民抗日军也就相当顺利地将被关押在狱中的587名党员群众解救了出来。
被解救后，300多人返回家中和亲人团聚，200多人加入了国民抗日军，使队伍人数从70多人骤增到350多人。
甚至，国民抗日军在奇袭北平第二监狱、解救党员群众之后，还在西郊黑山扈一带和日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取得了击毙20多名日军、首创民众抗日武装用轻武器击落1架日军飞机的战绩。
这两大消息传出后，国民抗日军的队伍迅速发展至千余人，并两次登上了当时中共海外报刊——巴黎出版的抗日报纸《救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或许提起国民抗日军这个军号，很多人都没有太多印象，包括不了解他们后续在抗日救国事业上都作出了哪些贡献。
这也是因为1937年12月之后，国民抗日军就接受了八路军总部关于团结抗日的热情“邀请”，改编成为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从此，国民抗日军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融为了一体，一起并肩作战，荣辱与共。
值得提到的是，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及时任副总司令的彭德怀都给予了这支新队伍一定的照顾。
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国民抗日军的成员没有被分散到其他的队伍里，齐聚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
其中，第五支队的领导班子都也都是国民抗日军出身。
这是我党表露出来的信任和善意。
成为唯一隶属公安部的监狱
若说追本溯源，第五支队最早是因奇袭功德林监狱而扬名的话，那么，1949年，功德林监狱却反过来因为一个部门受到了广泛关注。
它就是1949年随大军进驻北平的华北公安部，在5月时接管了功德林监狱。
1949年，在数月间，华北公安部曾两次“易名”。
一次发生在7月，当时中央在华北公安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央军委公安部。
另一次发生在10月，中央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由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杨奇清出任副部长。
这是全国解放新形势下，基于更好建设我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调整。
值得提到的是，被调入公安部担任六局局长及办公厅主任的均是各野战军出身的军级干部，可见中央对公安部工作的高度重视。
这样的大背景下，1955年，中央再发指示，要求将羁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集中起来，统一移交公安部教育和管理。
此时，自1949年就被公安部进驻接管的功德林监狱，作为全国唯一隶属于公安部的监狱，也就集中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近200名国民党战犯。
所有关注这些国民党战犯“改造生活”的海内外人士，都尽数将目光投向了功德林监狱。
功德林监狱的中央屹立着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塔楼，四周共围绕着16栋平房。
其中，16栋平房就是16栋监房，正好对准八角塔楼的16面。
把守的哨兵就分别站在八角塔楼的16面，各对准一栋监房和其间连接的2条胡同，起到监视作用。
1955年至1956年，中央陆续将近200名国民党战犯聚集在功德林监狱，由公安部统一教育和管理，目的其实是加速对他们的改造。
毛主席认为，战犯真正改造好，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强迫改造”转变为“自觉改造”。
他亲自拟定了促进改造的具体措施，允许这200余名战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学习委员会，由学习委员会承担他们在学习、劳动和生活上的管理工作，保证他们的人格、生活和健康。
白天夜晚，他们的房门不再被强行关上，上厕所时也不会有人站在窗口牢牢盯着。
用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的话来说就是：“这才算是解放了!”
只是，在近200名国民党战犯的“自觉改造”渐入正轨的时候，他们被通知要“搬家”了。
秦城监狱建成
原来，整个功德林监狱的监房共有350多间房间，只能容纳1000余名囚犯。
但1955年，随着预审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全国6个大区的战犯管理所被撤销，被羁押到功德林监狱的犯人越来越多。
除200余名国民党战犯因为中央的特别指示，在“住房”上优先得到安排外，其他的犯人因为人多房少，越来越难安排。
也因此，在200余名国民党战犯“自觉改造”渐入正轨的时候，作为公安部一局审讯科长、日夜守在功德林监狱的姚伦同志其实已经陷入了深深的忧愁。
他将这些情况一一上报给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后者同意对功德林监狱进行扩建，又考虑到功德林监狱年久失修，每逢刮风下雨都有坍塌的危险，干脆决定重新选址建成新的监狱。
这座新监狱也即是秦城监狱，是一个更能体现我党政策的现代化监狱，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的秦城，因地名而得名。
秦城监狱的建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此，直接参与到秦城监狱选址和土地征购工作中的姚伦就很有体会。
姚伦是在1955年秋天开始奔波于看地，选地，与他同行还有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于光文和他的秘书朱慧。
三人搭乘美式吉普车，围绕北京城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由近及远地作了实地考查，才最终定下了秦城。
报罗瑞卿部长同意之后，姚伦三人开始向当地村民征购建造秦城监狱以及连同外界的公路和桥梁所需的地块。
其中仅建造公路和桥梁所需要的地块就超过了10华里，姚伦从村民手上将其买下来就花费了不少的钱财。
不过相比之下，建造秦城监狱所需地块的征购价格要明显更高一些。这是这些土地上大多种上了果树等经济作物有关。
这些果树是当地村民生活的来源和维生的依靠，为了兼顾他们的利益，姚伦和他们商量起了果树赔偿的问题，最终约定不管果树大小，只看品种进行赔偿。
这样一来，一颗果树作价几十元。以柿子树为例，不论大小，姚伦给村民的赔偿是一颗40元。
姚伦等人完成选址和土地征购工作后，公安部请来了苏联专家设计秦城监狱的图纸，最后落地的秦城监狱是由4栋3层的青砖小楼组成，不管硬件还是软件都远远超过了功德林监狱，整体更保密、安全、坚固和人性化。
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后，功德林监狱原有的囚犯也都陆续迁往秦城监狱。
不管是看守员还是囚犯都承认秦城监狱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我国普通人家的居室”。后来这里也被用于关押最高级别的犯人。
参考文献：
1、孙明山主编. 《历史瞬间 2》 2001
2、央视网 秦城监狱
3、 余俊生主编. 《昌平史话》 2015
4、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密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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