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建立者忽必烈有着卓越的雄才大略。
忽必烈建立汉语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都大都（今北京），将上都作为陪都。忽必烈的这一决策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考量。
元朝的国号“大元”并非随意而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据史料记载，忽必烈从小就喜欢汉人的文化和历史，身边也有众多汉人儒士辅佐。在建立国号的过程中，“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的确来自中原知识分子的建议。“大元”一词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大宇宙的赞叹，体现了忽必烈对汉文化的推崇以及对国家宏大愿景的追求。
在定都方面，忽必烈选择北京作为大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北京历史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开始，就曾被多个王朝定为都城。五代十国时期，辽主耶律德光将北京设为陪都；金朝贞元元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建都于北京，称为中都。此外，北京地理位置重要，位于东西南北的交汇点上。对于元朝来说，不管是出兵南下中原还是北上草原，都可以大大缩短战争的供给线，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还有一种说法是元朝在选择都城的时候，是由天文学家、风水家刘秉忠和郭守敬师徒二人根据风水而选择的。他们认为，北京是风水极佳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是个卧龙之地。
而元朝的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起初是金朝称金莲川或凉陉，筑有景明宫，是金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公元 1251 年，忽必烈将藩府南移至金莲川。1256 年春，忽必烈命僧子聪（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兴筑新城，名为开平府，作为藩邸。中统四年(1263 年)，元世祖升开平府为上都，以取代和林。至元九年(1272 年)，将大都（今北京市）定为都城，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去上都避暑。八、九月秋凉返回大都。上都作为元朝的陪都，在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蒙元文化的发祥地，是当时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之一。上都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墙组成，城内有众多宫殿楼阁、官署寺庙，是一座宏伟的草原都城。
忽必烈的这些决策，为元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现了他作为一代雄主的非凡智慧和战略眼光。
二、元朝的政治制度
元朝皇位继承采取库力台大会推举制度，与中国历代朝代的世袭制不同。这一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导致皇帝对继承人的偏袒和不公，从而引发内部矛盾和纷争。同时，元朝的政治体制比较复杂，皇位继承问题涉及到宗室、官员、地方势力等多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增加了皇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
在元朝的历史中，皇位继承问题经历了多次变故和动荡。元朝建立之初，蒙古族传统的继承方法是幼子继承家业，而且蒙古早期一直保留着原始部落民主制的参与，若想要继承必须要经过大会的推选，只有得到认可才能顺利上位。此外，由于元朝是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受到了嫡长子继承制思想的影响，忽必烈曾经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这种多样化的继承法使得元朝的政权难以平稳过渡，皇位继承的准则并不明确，导致元朝的宗亲贵族明争暗斗。
元朝的皇位继承问题还受到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元朝建立之初，面临着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和压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逐渐走向衰落，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加剧，这也为皇位继承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并存。在这种背景下，元朝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涉及到宗室和官员的利益关系，还涉及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融合问题，使得皇位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和敏感。
2.中央制度：一省两院，中书省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掌管兵权，御史台负责督察，还有众多辅助机构。元朝中央实行一省两院制度。中书省是中央政务的中枢，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除了军队将领与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向皇帝上交奏折都需先通过中书省呈送。中书省还拥有举荐官员、替皇帝草拟诏书等权力，整个帝国的所有文官都受中书省管辖。
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政务，但权力和地位要比中书省低。《元史》对枢密院的描述是“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
御史台负责督察。此外，还有众多辅助机构，如集贤院掌管学校、宣徽院掌管御膳、通政院掌管驿传，以及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与将作院等，略前代的九寺诸监。最后新成立的是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负责佛教及吐蕃（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
3.选官制度：前期极少举办科举，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后期恢复科举，但对汉族考生有一定限制。元朝在人才选用方面，前期极少举办科举，因此高级官僚的录用端看与元廷关系远近而决定，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此外尚有循胥吏（小公务员）升进为官僚的方式，这与宋朝制度大异。宋朝官与吏的界限分明，胥吏大多以胥吏为终，然而元朝因为缺乏科举取才，就以推举或考试胥吏的方式晋升为官，这打破官吏屏障，使官吏成为上下的关系。
窝阔台汗听从耶律楚材建议，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又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倡导学习汉族古代文化，又在 1234 年设“经书国子学”，以冯志常为总教习，命侍臣子弟 18 人入学，学习汉文化。并且于 1238 年以术忽德和刘中举办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取士录取 4030 人，并且建立儒户以保护士大夫。但最后仍废除科举，改采推举制度，往后于 1252 年与 1276 年两次共入选 3890 儒户。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文史，培养统治人才。1289 年元世祖下诏等级江南人口户籍，次年正式施行推举制度，此次等级成为后来户计的依据。
直到 1313 年，提倡汉化运动的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1314 年八月在全国的 17 处考场，举行乡试，1315 年二月和三月相继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廷试），因为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本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元朝前后共举行过 16 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 1100 余人。然而为了保障蒙古人与色目人，汉族的考试偏难，并且只能获得一半的名额，这也让蒙古与色目子弟失去了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虽然这是聊胜于无的科举，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
4.货币制度与赋役：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较少，田赋南北有差异，还有科差等财政负担。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1260 年元世祖发行了以丝为本位的交钞与以白银或金为本位的中统钞（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虽然其后曾一度废除，但持续使用到元朝末期，成为元朝货币的核心的纸币。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1276 年由于元廷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纸钞贬值。1280 年，纸币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1287 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为了稳定物价，元廷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1350 年元惠宗又发行“至正交钞”，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
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5.民族制度：推行汉法与抵制汉法并存，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在权力上对其他民族加以限制。元朝在推行汉人的典章制度与维护蒙古旧法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分裂成守旧派与崇汉派。元朝把全国人分成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他们的政治、法律地位高低不同。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
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在宋亡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几乎很少人在中央作官。地方的官吏达鲁花赤一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
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败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
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此外，在《元典章》中纪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导致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起义次数最多的王朝。
三、元朝的经济发展状况
元朝在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复杂的态势，既有积极的改革措施推动经济繁荣，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导致经济走向崩溃。
1.改革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实行均田制：元代实行均田制，通过对土地进行重新测量和分配，确保每个农户都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保障农民能够持续耕种土地，元朝采取了一定的税收政策，对农民征收的税收进行限制和减免，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据史料记载，这一制度使得大量汉人农民获得了土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推行科举制度：元朝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提高了国家管理水平。虽然元朝前期极少举办科举，高级官僚的录用主要依靠世袭、恩荫与推举制，但后期恢复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 1100 余人。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怀柔了汉族士大夫，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
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元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倾向非常明显。元朝政府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欢迎“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谕旨，得到了诸多海外国家的回应。元朝时期，泉州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在海外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蒲寿庚的贡献，他弃宋降元，重主市舶司，使元朝政府不仅拥有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还获得了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大批人才。元朝通过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品主要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两大类，其中手工业品包括纺织品、陶瓷、金属和金属器皿等，深受亚、非各国欢迎。
2.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发达修建大量运河和交通枢纽：元朝时期修建了大量的运河和交通枢纽，使得商品运输更加便捷。元武宗曾说过，“海道里取官粮交运将大都里来的，最打紧的勾当”，可见海运在元朝的重要性。除了政府的重视之外，元朝继续延续两宋做法，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采取农商并重政策等，对外贸易也取得巨大成绩。
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元朝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这些贸易活动的开展，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元朝海外贸易在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与蒙元通商的国家地区多达两百多个。中国商船最远到达了今天的埃及。泉州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蒲寿庚被朝廷任命为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重要基础。
泉州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13~14 世纪，经过蒙元帝国的西征和南伐，亚欧大陆首次被连结成一个整体，海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泉州进入到自身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泉州由寂寂无闻到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有一个过程。唐安史之乱后，人口南迁带来大量劳动力，他们在此修建了多处水利工程，且唐朝对外交流频繁，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泉州港成为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交流的港口，泉州慢慢发展起来。宋朝中期，泉州港作为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成为南海诸商船舶停留的地方。元代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蒲寿庚，1277 年，泉州成为元朝设立的第一个市舶司，这也是元朝海外贸易的发端。元朝通过泉州等港口由海道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进口商品也多达二三百种。马可·波罗在离开中国之时曾取道泉州，据他估计，当时泉州的吞吐量，相当于亚历山大等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的一百倍。
3.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海禁：元朝海外贸易太赚钱了，从而衍生出“官本船”制度。早期由政府贷款给海商进行海外贸易，后由政府直接经营，其利为官七，商为三。但后来不少人私自出海贸易，朝廷就算下了杀头令也难以禁止。再加上官商之间的利益难以平衡，于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八月，忽必烈下令海禁。元成宗、元武宗、元英宗时期分别海禁一次，共四次。海禁让原本是政府收入大头的市舶司，逐渐成了鸡肋，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通货膨胀：元代早期的纸钞，以丝绸、银为本位，实行严格的银本位控制，纸钞币值非常坚挺。但后来元朝停止对外掠夺，白银减少，却自顾自印钞票，导致物价上涨。忽必烈在位时还可以控制，但他死后就越发恶化。随着元朝财政亏空缺口不断扩大，金银准备金被大量挪用，导致纸钞的价值不断缩水，直到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宰相脱脱再次推动经济改革，开闸放水狂印至正交钞，迅速导致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
内斗：元朝内部政变家常便饭，共 98 年，忽必烈在位 34 年，其余 54 年中，出了 10 个皇帝。皇室一内斗，就得使钱，皇帝登基要钱，还要给各王公贵族发钱，数目还不少。
重税：忽必烈死后几十年内，各种商业税暴涨，如盐税增加了 20 几倍，最夸张是茶叶税，增加了 240 倍。
土地兼并与赐田：蒙古人入侵中原时大量圈占耕地作牧场。忽必烈登帝位后，多次下令禁止圈占农田作牧场，建元劝农司，派劝农使赴各地督促生产。但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凭借政治特权大量占有田地，他们不用交农业税，农业税就加倍压在自耕农、佃户、小地主等等，没钱交税田地就会被收走。赐田就是皇帝随便圈一块田地赐予大臣，收买人心。而这块土地上的农户瞬间便会沦为奴隶。这导致生活没有安全感的，这并不仅限于最底层的农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皇帝经常换，田地经常赐，农民没法生存了。
四、元朝的文化特点
多元文化的融合：元朝的统治者蒙古族在征服过程中，广泛吸收了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体系。例如，蒙元文化在元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特征，文化融合与多元性突出，在政治、宗教、艺术等领域，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使得蒙古文化、汉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并存、交融。敦煌北区出土的大量多语种文献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重要见证，其中有汉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婆罗谜文和藏文等，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在元代的交织碰撞。此外，汉文化与蒙元文化也相互交融，元代设立行省等行政区划类似于汉代州县制度，还继承了宋代科举制度，同时蒙古统治者积极吸纳和融合汉文化，推行汉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代文化，如元曲、元杂剧等艺术形式的兴盛就是例证。
宗教自由：元朝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各种宗教在元朝境内自由传播和发展。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在元朝境内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这种宗教包容性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宗教艺术的繁荣。例如，元朝统治者对各宗教学派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政治需要，境内各民族信奉的宗教众多，包括佛教的不同宗派如藏传佛教和禅宗等，佛教派生出来的白莲教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同时，藏传佛教在元朝地位尤为突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进一步得到发展。
文学艺术的发展：元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也得到长足发展。元朝是中国戏曲尤其是杂剧的黄金时期，著名画家赵孟頫、倪瓒等人的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此外，元代文学艺术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文言文、白话文、曲艺等多种文体，代表作品丰富，如《红楼梦》、《西厢记》、《元刊四大奇书》等。元代曲艺大多以民间故事、传说等内容为素材，体现出浓厚的民间文化色彩。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的文化艺术，如蒙古族的长调、西域的唐卡以及回族的“清真诗”等，也为元朝文学艺术的整体发展和多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技术的进步：元朝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郭守敬的《授时历》、王恂的《历象考》等都是元朝天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元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他们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技术发明方面，元朝也有众多成就，如棉纺织技术的发展，黄道婆从海南带回先进棉纺织技术并加以改造，使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中心；火铳的发明，提高了火器的威力；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提高了印刷效率并向欧洲传播；青花瓷的诞生，以蓝白为基础色调在国际上大受欢迎；简仪等天文仪器的创制，助力元朝制定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白酒的发明，改变了中国酒业市场。
城市建设与交通：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堪称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杰作，规模宏大、布局合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元朝还加强了对外交流，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元朝时期修建了大量运河和交通枢纽，使得商品运输更加便捷，海运在元朝也非常重要。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与蒙元通商的国家地区多达两百多个，中国商船最远到达今天的埃及。泉州港的兴盛离不开蒲寿庚的贡献，他弃宋降元，重主市舶司，使元朝政府拥有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大量海舶及人才。
法律制度的完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元典章》、《至正条格》等。这些法规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元朝的统一立法活动中，忽必烈希望吸收先进的汉族法律文化，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和秩序，规范新的社会关系。尽管元朝统治者积极统一立法，但面对各民族发展和法律习惯不尽相同的情况，也遵循“尽收诸国，各依本俗”的立法思想，在法律制定和适用上，注重保护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还按信仰及职业设定不同诉讼管辖，具有属人法的特点。
五、元朝的重大事件
建国号诏：1271 年，忽必烈颁布称帝诏书，将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大蒙古国。这一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表明忽必烈对汉文化的推崇以及对国家宏大愿景的追求。诏书明确承认元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续。
襄阳之战：南宋与蒙古的关键一战，南宋抵抗近 6 年最终失败。1267 年，蒙将刘整献上攻灭宋朝的策略，先攻襄阳。1268 年，蒙军开始实施对襄阳城的战略包围，在外围筑造土墙，内围修建堡垒，切断援助襄阳的宋军道路。驻守襄阳的宋将吕文焕数次出击均失败。1269 年，宋将两淮都统张世杰、四川安抚制置使夏贵、荆鄂都统唐永坚等先后救援襄阳，均被蒙军击退。1270 年，蒙军修筑鹿门堡和白河城，彻底包围襄阳城，并建造战舰，习水军。1272 年，宋将张顺北上救援，虽成功抵达襄阳城，但形势依然严峻。最终，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集中兵力攻打樊城，烧毁江上浮桥，使樊城孤立无援，后用重型抛石机击毁城门，攻入城内，樊城失陷。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守城宋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率领全军出城投降。
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元日战争的两场战役，均以元方失败告终。1274 年，忽必烈发动第一次元日战争。任命征东元帅忻都、右左副帅洪茶丘和刘复亨统率蒙汉军 2 万人、高丽军 5000 人、水手 6700 人，从高丽出发进攻日本。元军攻下对马岛和壹岐岛，并在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登陆。但在日军微弱抵抗下，元军遭到意外台风影响，刮翻 200 多艘兵船，忻都连夜撤退回国。1281 年，忽必烈发动第二次元日战争。元军以东路军和江南军，共计十四万二千人、战船四千四百艘，兵分两路向日本进攻。东路军攻下对马岛和壹歧岛后，在博多湾沿海遭到日军夜袭，又在志贺岛与守备的日本展开鏖战，死伤惨重，退回壹歧岛等待与江南军会合。江南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接管后，两军会师向鹰岛进发。八月初一夜，台风侵袭元军船舰停泊区域，大量船只被毁或沉没，将领弃大军逃回国内，幸存元军除南宋人、匠人及农民外，均被日军歼灭。
崖山海战：决定南宋存亡的海战，宋朝 10 万军民跳海殉国，元朝统一中国。1279 年，元将张弘范大举进攻赵昺朝廷。元军以小船为武器，乘风纵火冲向宋船，又封锁海湾，断绝宋军汲水、砍柴道路。宋军以“连环船”的方法将千余艘船连贯在海湾内，赵昺的“龙舟”安排在军队中央。元军火攻不成，转而封锁海湾，宋军元气大伤。张世杰为摆脱被动局面，决定消灭元军水师，但未成功。张弘范利用张世杰外甥韩新向张世杰三次招降，均未成功。二月七日，张弘范四分其军，总攻宋军。元军一路攻到宋军中央，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宋帝赵昺跳海自杀，众臣相继跳海，南宋王朝覆灭。
大都政变：1307 年，因皇位空悬引发的政变，最终拥立海山为帝。
延祐复科：1313 年，元仁宗恢复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此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 1100 余人。虽然对汉族考生有一定限制，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
两都之争：1328 年，元武宗一系和泰定帝一系为争夺地位而开战，元武宗一系胜利。
红巾军起义：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长达 15 年，朱元璋曾是其中一员。元朝后期，蒙古贵族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掠夺和奴役更加残酷，加上横征暴敛、黄河决口等原因，“红巾军起义”爆发。起义之初，红巾军开仓散米，赈济百姓，队伍迅速扩大。但后来随着队伍壮大，各群雄争战，失去了原本性质，最后以失败告终。
鄱阳湖之战：元末世界规模最大的水战，朱元璋以少胜多，击败陈友谅。陈友谅拥兵六十万之众，战舰大多是特大号的，朱元璋军队二十万人，船小好掉头。朱元璋部队找到陈友谅水军的软肋，利用小船的灵活性打击其大船。陈友谅部后撤，朱元璋召集手下将领研究战情，采用部将郭兴的建议用火攻。朱元璋组成敢死队，驾驶装满火药的七条小船，利用东北风直冲陈友谅大船阵营，陈友谅手下将士非死即俘。陈友谅带着残兵败将向鄱阳湖口突围，被朱元璋重兵堵住，重重包围。陈友谅突围时被乱箭射死。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已居于天下无敌的地位，为他的明朝霸业开了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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