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苑柍
1067年，宋英宗驾崩，皇太子赵頊继位，是为宋神宗。他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面五位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还有三位皇帝，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已经过去一百零七年，国家显出了经济状况不乐观，财政紧张的局面。宋仁宗皇佑年间，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到了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頊的国家，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三个。一是辽夏威胁，岁币需要年年奉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给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已万幸。二是募兵益广，宗室繁衍，官吏增多。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国家需要人口，就不能不让人生育，更不能让皇亲国戚生儿育女，于是就需要增加官吏来管理社会和服务宗室权贵。第三就是制度问题了。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各自为政。中书省管行政，早已国库空虚，可枢密院却还在大量招兵买马。
实际上，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是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时间，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然，增加人民负担所致。而支出的增长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国家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宋神宗是个愤青，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于是，当听说王安石有强国之策，立即提拔重用，让他着手改革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然而，变法最终失败了，留下一地鸡毛，还怨声载道。
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商奸户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来平抑物价。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做法则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当然，市易司也不是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商奸户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就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虽然赢利不算多，但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之后，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朝廷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的“输”。但这也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年成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高价低，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能改变。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东西，则由发运使卖到价高的地方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了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是变地方供奉为“国家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但这样一来，所谓发运衙门，就变成了一家国有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其实，青苗法、市易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要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粮，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衙，便都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现在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曾说均输法的弊端甚多，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没有请客送礼不买。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弊大于利。事实上，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产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即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青苗法的问题同样如此。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方贷款。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还给各地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摊派了。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甚至城里人，也得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不难设想，当时如果有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又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解决经济纠纷，朝廷不过进行宏观调控（比如规定利息不得超过二分），则青苗法的实施就绝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贪官污吏也就无法将改革变成腐败的良机。但，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多家竞争的商业银行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只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的社会是闻所未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像朝野两党轮流坐庄、互相监督的共和，不可想象一样。因此，原本朋友关系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便只好变成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戴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与王安石、司马光一起同归于尽的还有大宋王朝，“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所以事实上，宋神宗和王安石不但没能挽救王朝的颓势，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造反，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方腊造反；宣和五年（1123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起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农民起义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个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他们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代价。皇帝再昏聩，官府再无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含糊，动起手来也绝不会手软。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都不会轻易造反。然而，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大宋王朝再过几年，就更无力抵抗金国的进攻了，徽、钦二帝反而被掳走，成了金人的俘虏。这可真是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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