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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关于加沙儿童的报道尤为让人触目惊心，在#加沙医院遭袭20小时前孩子们还在做游戏#的词条中，周轶君评论说：

“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医院遇袭，这所医院我进出过多次，看见过孩子们的离去，大人们的葬礼。”巴以冲突由来已久，20年前，周轶君曾作为战地记者，驻守加沙两年，亲眼见证和记录了巴以冲突的残酷现场。

周轶君是如何成为全球唯一常驻加沙女记者的？如今，这份经历又带给了她什么呢？01

1976年出生的周轶君，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可这个姑娘毫无印象中上海小姐的娇气。上中学时，周轶君爱上了摇滚，是班里为数不多听摇滚的女生之一。除了自己听，她还会分享给班里的男生。当时，周轶君还喜欢看《编辑部的故事》，看着剧中编辑部里热闹的生活氛围，她香：长大后我也要做编辑。1994年高考，周轶君考了个好分数，同龄的上海孩子都喜欢留在本地，只有她一门心思要去北京读中文。

可天不遂人愿。刚好那一年上海自主招生，把北大清华放到第三批录取，这些好学校撤走了在上海招生的全部名额。周轶君急得给北大招生办写信，人家回信说，你的成绩很好，但我们今年在上海真的没有招收名额了。周轶君唯有“曲线救国”，报考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报志愿时，周轶君选了阿拉伯语，他乡这种语言小众，学的人肯定少，说不定就有用。事后，父母还纳闷孩子为什么要去到北京，还选了这么偏门的专业。但他们还是给了周轶君足够的自由，让她到北京追梦。02大二时，周轶君读到记者唐师曾的传记，被他的经历强烈感染了。周轶君因此确立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到新华社做一名国际新闻记者。

1998年，周轶君大学毕业后，她又留学埃及进修新闻。归国后，她按计划去了北京新华社工作。但过程却一波多折。周轶君一心一意投考新华社国际部，却被告知国际部“不招女生”。周秩君又一次次的沟通都没得到回复。最后，她只好考取新华社对外部，准备往后找机会圆自己做战地记者的梦。蛰伏了4年，机会终于来了。26岁的周轶君，被外派到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做常驻记者。当时的加沙，是巴以交锋的最前线，战火纷飞，可年轻的周轶君丝毫不怕，她极力为自己争取了这次外派的机会。

当得知新华社在加沙有一个驻外空缺时，周轶君主动递交申请。第一次领导没批，周轶君又申请了一次，第二次领导还是没批。让一位女记者，孤身在武装冲突严峻的地方待两年，领导于心不忍，便一再驳回她的申请。不甘心的周轶君，专门给社长写了一封信，一句话让领导改了主意。她写道：“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 ，但女性的忍耐更为好。去加沙是两年，不是两个星期，耐力重于爆发力。”获批后，周轶君无比兴奋，有新华社的老记者跟她说：“如果你是我妹妹，打断腿都不让你去。”

可周轶君的决心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的理由简单又莽撞：“我想当一个好记者，当一个战地记者，觉得那是很酷的事情，具有挑战性，希望自己到了那里可以有一份好成绩，得到荣耀。”当周轶君把去做战地记者的消息告诉爸妈时，他们虽然担忧，但还是接受了她的选择。032002年，周轶君抵达加沙，那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其他国家的记者都住在较安全的耶路撒冷。其他常驻记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只有周轶君是唯一一个非阿拉伯语国家的常驻记者。当电视上枪林弹雨的场景摆在眼前，周轶君才真切地感受战地的危险。

第一周，周轶君见到了第一具尸体，是一个5岁的小孩在家门口中弹，躺在医院时，眼睛还没完全闭上，上半身血迹斑斑。孩子死后，被各路外国记者在镜头下摆布，以便寻找拍摄角度。尽管周轶君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身心还是会感到不适。有一次，周轶君去邮局办事，离邮局还有50米远时，亲眼看到一架战机向邮局投炸弹，轰的一声巨响，邮局被炸得四分五裂。周轶君吓得心脏一紧，但在这里，定点清除、空袭特别多，谁都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危险会从天而降。

在加沙采访，周轶君常常是一身黑色打扮，黑色衣裤，背着黑色包，扛着黑色相机，大多时候还要穿黑袍、蒙头巾。有一次赶时间没来得及穿长袍，她出门不久就被当地人扔石头，最后还是赶紧跑回去避难，才没怎么受伤。还好，当然虽然战事不断，但大乱中也有小静。在枪炮轰鸣的战地生活中，周轶君仍会时不时给自己来点小浪漫，她会在阳台上种些薄荷，学当地人煮红茶时摘几片放进去，享受少有的惬意。

2004年，两年的常驻任务结束，周轶君回到国内。同年，她荣登2004年“中国记者风云榜”，被评述为“因为她的坚守，让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之后，周轶君把在中东战地700多个日夜里的思考、观察，记录下来，出版了《离上帝最近》（后改名《中东死生门》）一书。经历过生死的迅速翻转，周轶君开始踏上新旅程。04从中东回来，周轶君接受了凤凰卫视伸来的橄榄枝，2006年她奔赴香港，成为凤凰卫视的时事观察员。期间，周轶君也常到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锵锵三人行》讨论时事话题，凭着独到的见解和评述，渐渐被大众熟悉。

2014年，周轶君从凤凰卫视辞职后，继续写作、参加文化类电视节目，她还开始向纪录片导演转型。她第一次执导《他乡的童年》纪录片，获得“2019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奖项。

之所以拍一部关于全球教育的纪录片，她其实也有“私心”。周轶君有两个孩子，在育儿上，她常碰到很多现实又棘手的问题。有一次，周轶君要出差，儿子趴拉杆箱上，不舍得她走。眼看时间越来越紧，临时来替班的外婆就来劝说：“妈妈不工作，哪有钱给你们买玩具买好吃的？”咦？难道父母去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吗？赚到了，只是为了养孩子吗？这些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安全话术”

对孩子观念的形成真的好吗？周轶君隐约觉得这样说不对，她想摆脱上一代的语言，却没有新的词汇，因为有时候连问题本身都很难描述。出于职业习惯，周轶君决定向广阔的世界寻找答案。她和团队去到教育有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国家：日本、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走访30多所学校，跟当地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对话，提供教育的观察和思考。

她说：“这个片子不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开阔眼界的东西。”2020年，疫情爆发，周轶君拍了部关于疫情中逝者的纪录片《断，难舍离》。紧接着又执导《碳路森林》，将镜头转向碳排放等议题。如今，她又主导了一档新的谈话节目《第一人称复数》，给职业生涯解锁更多创作新可能。05时隔20年,当巴以冲突再次升级,周轶君关注到有关加沙儿童遭受袭击的报道,她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的心声。20年前,年轻气盛的周轶君,只为当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在这个“酷”的岗位上立下功劳

她并没有想过太多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但在加沙的两年里,亲眼目睹无数无辜平民在交火中丧生,周轶君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开始反思,记者报道战争,目的究竟是什么?仅仅展示死伤惨状,能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吗?如今,周轶君用镜头记录的,是更多正能量的内容，她关注教育、环境、疫情等与大众息息相关的问题;呼吁理解、宽容、同情这些共同的人性。这也许,才是她心目中新闻工作者更高尚的使命。虽然无法阻止战争的频发,但她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用仁爱与智慧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终将迎来和平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