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部电影，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把税征到九十年以后？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丝毫不是夸张，民国的捐税，就是这么回事。
这叫什么？这叫预征。也就是说征了一年的税不够花的，就把后一年的提前征收了。如果还不够花的，就把后两年的、后三年的也提前征收。
既然已经预征，那明年、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征了？想的美！明年不征明年的，但可以提前征收后四年、后五年的。以此类推，直到提前征收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八十年的。
来来，我们看看民国23年（1934年）四川几地的税预征到了哪一年。
南充：征到民国54年（1965年）。征收机关：20军；
资中：征到民国60年（1971年）。征收机关：21军；
犍为：征到民国64年（1975年）。征收机关：21军；
越巂：征到民国74年（1985年）。征收机关：24军；
灌县：征到民国80年（1991年）。征收机关：28军；
彭县：征到民国69年（1980年）。征收机关：28军；
新繁：征到民国80年（1991年）。征收机关：28军；
成都：征到民国74年（1985年）。征收机关：29军；
安县：征到民国72年（1983年）。征收机关：29军。
这是最严重的吗？不是，在川军刘存厚的防区，税已经征到了21世纪。
四川军阀混战时期，是防区制，各防区差不多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只要你有枪杆子，捐呀税呀想怎么征就怎么征。
征这么多的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养兵，用来打仗。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境内差不多年年打仗，就从没消停过。
来看看刘湘21军防区内的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民国17年（1928年）：军费支出12694758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9.09%；
民国18年（1929年）：军费支出16901681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3.77%；
民国19年（1930年）：军费支出22261436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3.46%；
民国20年（1931年）：军费支出26580174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5.20%；
民国21年（1932年）：军费支出34231718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7.81%；
民国22年（1933年）：军费支出45927038元，占财政总支出的72.33%。
（上载《四川经济月刊》民国23年5月号）
老百姓的血汗钱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全用来打仗了，而且这仗，不是抵御外敌入侵，而是争地盘的内战。
说到地盘，在二刘大战之前，刘湘可远不及他的幺爸了。自1927到1932年这几年，在所有川军各派系中，刘文辉的24军不仅地盘最大，也最富，包括最肥的自贡及五通桥盐场在内的整个成都平原，一大半在其手中。
当年的四川，有两项最肥的税收。一个是盐税。四川产盐，这当然不能被军阀们放过。1915年，那时川军内战还不激烈，全川盐税共征673万余元，从第二年起，四川省内军阀混战一年比一年激烈，到了1935年，已达1909万余元。
另一个特别肥的税是烟税。本来早在清末，全国就已经禁烟了，但军阀们为牟取暴利，不仅不禁，反而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不种行不行？不种不行。不种就加大征税力度：“如农民种粮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明年一年，应完五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
在如此高压下，“全省一百四十余县，其不种烟的，殆不及三、五县。”（同上引）
通过毒害川民，布祸全国，川军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据当年出版的《四川财政汇编》统计，民国19年这一年，杨森所部20军的烟税收入13652686元，占总收入的43.59%。刘湘所部21军的烟税收入11179275元，占总收入的37.10%。但据美国人吉尔门1933年出版的《四川游记》所载，不论20军还是21军，其烟税收入远不止这个数。
除了这些大的项目的税收，还有数不清的杂捐杂税。以某一小商人从合川到重庆需缴纳的捐税为例：
合川出发——
护商捐：三十八元，印花税二分；江防捐：二十五元五角，工本费一角；船捐：四元八角，印花税二分；军事捐：三十八元，印花税二分；查验税：二元。
合川东津沱——
查验税：四元。
合川盐井溪——
峡防捐：四十五元六角六分，印花税四分，划子钱一吊；稽查税：五十七元，印花税二分，划子钱二吊；团练捐：十六元，划子钱一吊。
合川澄江口——
护商捐：三十八元七角。
巴县北碚——
峡防捐：二元。
江北土沱——
峡防捐：五元；江防捐：四元；峡防特税：四十五元，印花税一元八角。
江北悦来场——
峡防捐：十四元三角。
巴县童家溪——
峡防捐：二元。
巴县磁器口——
峡防捐：四元。
江北香国寺——
印花税：九元六角；江防捐：十八元，印花税二分，工本洋一角；警察捐：十六元七角；护商捐：四元；护商特税：二元；烟灯税：一元；烟酒税：一元；戒烟捐：二元；卷烟捐：二元；统税：二元；船捐：四元；斗息：二元。
由合川到重庆，总计货物不过鸭毛三十包，牛皮六百张，猪毛九篓，路程也仅仅几十公里，纳捐税就达四百余元。
杂捐杂税，可远远不止这些，有些名目之不要脸，已经到了神鬼都想象不到的程度。比如你捐呀税呀缴的不及时，兵爷或保警找上门来，要收“打门捐”，再不缴把你一绳子捆了，要收“捆捐”，拒绝种大烟的要缴“懒捐”，大烟苗载种时要缴“窝捐”，大烟成熟收割后上缴时要缴“秤捐”，养鸡要缴“鸡捐”，养狗要缴“狗捐”，夜晚点灯要缴“灯捐”，白天做饭要缴“灶捐”，赶场穿草鞋的要缴“草鞋捐”，赶场打赤脚的要缴“赤脚捐”，等等等等。“自古未闻尿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真的不是夸张。
这样的杂捐杂税到底有多少，已不可考，但从1935年执行“新政”时，被裁并的征税机关即达51个，被裁废的杂捐项目即达204种的情况看，其项目之多，恐非今人所能想象。
以上所说，还只是平时的捐税。要打仗了，还要加征国防捐。比如1931年，因为要与大侄子刘湘开打，刘文辉对于盐场等工商业，就“按产业抽千分之三十，统计达二千余万元之巨。”（载《四川月报》民国22年10月）
这所谓的国防捐，可并不仅仅是向盐场主和盐商征收，平头百姓也同样要征。24军辖区81县，区分大县小县，多者六七十万，少者一二十万，给你规定多少你就必须得缴多少，一分也不能少。这八十多县加起来，所征数目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国防捐，如果是几年偶尔征一次还好，可四川的内战却出了奇的多，有人统计，自1916年到1935年这二十年间，四川的军阀混战，竟达470余次，平均每年有二十多次。打仗多，国防捐征得就多，当兵的只负责卖命，并不创造生产价值，为打仗埋单出钱的，自然全是百姓。
这么苛的捐税，不缴行不行？没那好事儿，必须按期如数上缴。“催逼之急，有如星火，稍有迟误，即遭惨杀。”（同上引）
实在缴不起怎么办？将军们不信那个，缴不起，那是手段没到位，手段到了位，粗糠也能榨出油来。谁敢不缴钱粮，“将人捉去，捆绑起来，敲打一回，钱粮仍得缴纳。”
你以为捆了你打了你就白捆白打呀！没那么便宜。捆了你你得缴“捆捐”，吊了你你得缴“吊捐”，打了你你得缴“打捐”（载《新蜀报》民国21年8月24日）。
没有钱，卖田地也得纳捐；地卖完了，卖房子也得纳捐；房子也没有了，卖儿卖女卖老婆也得纳捐，总之军爷的捐少纳一分也不行。
这样的横征暴敛也不仅仅是为了养兵打仗，不然那些当兵的也就不会穿得跟叫花子似的，也就不会总是欠饷了。这样用枪杆子征来的民脂民膏，也用来军阀个人的发家致富。
农业社会，土地是多数人的命根子，也是最能彰显一个人财富的代码。在当年的四川，有一个现象，即地主并不都是军阀，而军阀必定都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其拥有的土地远比一般的地主多出很多很多。
以下是1935年的统计：
崇庆的地主，军阀占2.6%，崇庆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57%，占地最多的15000亩；
大邑的地主，军阀占2.9%，大邑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66%，占地最多的30000亩；
灌县的地主，军阀占0.7%，灌县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21%，占地最多的5000亩；
重庆的地主，军阀占6.6%，重庆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60%，占地最多的4000亩；
万县的地主，军阀占6%，万县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33%，占地最多的3000亩；
宜宾的地主，军阀占4%，宜宾地主所占的土地，军阀占20%，占地最多的2000亩。
土地占有量最大的，整个四川的军阀，谁也比不过大邑刘文辉。在其兄刘文彩的助力之下，通过疯狂攫取，截止到1934年，大邑刘家有粮库27座，每年收租仅稻谷一项，即达560多万斤。
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是可以洋房别墅，穿金戴银，山珍海味，奴仆丫鬟老妈子一大堆了。比如杨森，在广安、泸州、重庆、成都、武汉、上海、天津等地都有公馆。其对外公开的妻妾有12个，生子女39人。每一妻妾都有公馆洋房和可供收租的田地。每一子女甫一出生，即在国外银行存款两万元。其家养有几十条名犬、几十匹名马，全部购自国外。狗有狗衣，马有马衣，也全部在国外定制。其私家有音乐厅，有游泳池，有网球场、有跑马场。有养狗副官，有饲马副官，有网球副官，等等等等，凡是能想到的享受和玩乐，杨家应有尽有。
如今民国剧中千篇一律反复表现的，就是如杨森家这样的画面，硬生生给人一种民国尽富豪的感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羡慕民国，并梦想着能够穿越回去，去过那样的公子小姐姨太太们的生活。
然而历史上，占比99%以上的百姓的生活，和民国美剧中所表现的，并不一样。
咋个不一样呢？还以四川为例：
据1925年2月16日《国民公报》载：巴中县“树皮草根业已吃尽，无以为生，饿死者到十分之三。现在数遍十家，即有八家无食，数遍百人，即有十人无穿。”
“最惨者厥为东南路之小宁山、浮鸣河、杨家湾一带，饿死人民沟死沟埋，路死路埋，不计其数。城内自去年腊月起，死人太多，特在龙王庙官山内掘一万人坑，以便掩埋。至今第一、第二大坑已堆满，第三大坑又在继续抬埋。”
据《四川农村经济》所载，1934年，长寿县农民四十万人中，有二十万人无食。
合川县六十余万人中，生活无着者达四十余万，十之七八的人以树皮豆叶充饥。
綦江县四十万人中，饥民达十六万六千人。“东溪以上，每日饿死者约百人左右”。
潼南等县，“常有人引抱幼孩沿街求卖，其价值每一小孩至多五、六元，少者二、三元不等。晚间路上均有女孩遗弃，任人拾取。”
大人饿了可以忍，幼童饿了就会哭闹，有的家长被哭闹得心烦，便将孩儿的嘴堵住，甚至用针线缝住。“以针线将枵腹之际，哭号终朝的幼女上下唇紧缝，以至毙命者有之；引抱幼该，沿街叫卖者有之；全家服毒自尽或跳岩自杀者有之。”
更惨的，因树皮、草根、麸糠都已吃尽，有些人开始吃土，吃土往往把人胀死，又开始出现吃小孩的情形。不敢打杀别人家的孩子，又不忍下手烹煮自己的骨肉，便与人交换幼孩，杀了吃掉。也有的就直接杀了自己的儿女吃掉。但这样的家庭，往往也在几天后，还是饿死。《国民公报》1925年7月1日载，巴县“易子而食者二十一家，自食其子女者十余家，饿死者约七万余人”。
刚刚死去的尸体，也成了人们觅食的对象。有胆大者，竟操起杀人卖肉的生意。川北等地，“盗食死尸之事，时有所闻，杀人卖肉，殆已成风。”
万源等地，更出现了“大规模吃人剧场，纵横二三十丈内，人头星罗，尸骨狼藉……”
已经饿得到了卖儿卖女，甚至吃死尸吃自己的儿女的地步，土地自然早已卖光。这对于川军的将领们来说不是坏事，一方面为他们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因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大量农民破产，又可以为军阀混战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就是在这一人为的恶性操弄下，在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川民倾家荡产的同时，也使得如刘文辉、杨森、刘存厚、范绍增这样的军阀极少数人先富了起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民国十七年，全川共计有7263万多人，仅仅三年以后，到了民国二十年，即锐减到只有4799万多人了。
素有天府粮仓之称的四川，之所以人口锐减，用吕平登先生1936年的说法，“则由于农业技术本身与天灾者不过十之一二，而由于封建势力之剥削、军事扰乱者则十之七八。”
1938年11月出版的《赈务月刊》第31期，评论四川的灾情时说道：“果无防区制之毒害，果无四百七十余战之摧残，果无苛捐杂税之横征……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像，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像，统谓之为前此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
不知各位发现没有，这些，是这四十年来电影电视剧中从不表现的。
附：除文中标注外的主要参考资料：
1.《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3.《四川财政汇编》（二十一军收支统计）
4.《四川经济月刊》
5.《四川军阀史料》
6.《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
7.《中国经济的崩溃》（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8.《四川月报》
9.《四川田赋负担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0.《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11.《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12.《国闻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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