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官方网站注册开户 千年来，为什么都说：是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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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中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前言

翻开史书，从北宋到南宋，再到后来的历朝历代，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评价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仿佛王安石变法是压垮北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难道北宋的“三冗”问题、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昏庸，都与变法无关吗？

信源：从大历史视角重新审视，吴钩：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2023-09-06 ·红星新闻

力挽狂澜的尝试

北宋中期，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日益严重，“三冗”问题如同三座大山，压得王朝喘不过气来。

冗官、冗兵、冗费，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也导致了政府机构臃肿、军队战斗力低下、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

而且，北宋在政治上也面临着困境，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深知北宋面临的危机，决心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挽救王朝的结局。

他的变法目标明确，以“理财”、“整军”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堪称一次全方位的改革。

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史上也只有商鞅变法可以与之比肩。

当然，王安石变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长期在基层工作，对社会底层的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为他制定改革措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变法之初，他得到了宋神宗的积极支持，也曾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希望。然而，变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来自各方的阻力，最终使这场改革走向了失败。

青苗法的是与非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王安石深谙此道。因此，他将农业作为变法的切入点，提出了“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的理念。

这个理念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在当时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中，青苗法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这项旨在通过官府贷款来帮助农民、抑制民间高利贷的措施，在后世却常常被解读为“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农民并没有借贷消费的习惯，他们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王安石强制推行官府贷款，难免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抵触。

而且，官府贷款的利息虽然低于民间高利贷，但仍然不算低，每半年20%到30%的利息，在当时也属于高利贷的范畴。

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没有真正帮助到农民，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民间高利贷利率相比官府贷款的利率已经低了很多。只可惜，在腐朽的官僚体制下，这项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一些官员借机贪污腐败，将官府贷款变成了敛财的工具，最终导致官府贷款的利率也升到了120%左右，完全背离了王安石的初衷。

当然，青苗法的失败并非个例，王安石变法的其他措施也遭遇了重重阻力。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初衷良好，但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他未能触及到北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土地兼并。

虽然他提出了“抑兼并”，但却将其放在了次要位置。正如一些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将“抑兼并”放在首位，或许能够更好地解决“田”的问题。

然而，王安石并非不明白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只是他深知，以他一己之力，即使有皇帝的支持，也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土地兼并现状。

其实，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并非简单的豪强乡绅霸占土地，更涉及到皇室、权贵等庞大的利益集团。

很显然，王安石的变法，注定难以成功。他试图温和地改善农民待遇，却忽略了问题的根源。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反噬效应”。

而宋神宗虽然看到了国家的问题所在，但却无力解决，因为他自身的利益也与这些权贵集团捆绑在一起。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转变，以及与北宋灭亡时间点的“巧合”。

一个历史的误读？

宋徽宗时期，王安石一度获得“肯定”，配享神宗庙庭，这或许与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需要一个改革的象征有关。

然而，宋钦宗继位后立即“否定”王安石，第二年北宋就灭亡了。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很容易让人将两者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宋钦宗的举动更像是为王朝覆灭寻找一个替罪羊，而王安石恰好成为了这个“背锅侠”。

试想，如果北宋没有灭亡，宋钦宗还会如此急于否定王安石吗？答案或许并不那么肯定。

更重要的是，宋徽宗的昏庸和不作为才是加速北宋灭亡的关键因素。

这位沉迷于艺术的皇帝，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面对金兵入侵，竟然不战而逃，甚至在听说宫中字画被抢后，感叹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艺术珍品的流失。

这样的统治者，如何能够力挽狂澜，拯救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

后世常用“三冗”来解释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问题的全部。如果经济发展良好，财政收入充足，“三冗”问题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冲击。

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三冗”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北宋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而“田”最终成为了最大的“负担开销”。

难道北宋的“三冗”问题、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昏庸，都与变法无关吗？

显然，王安石变法并非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社会的弊病。

信源：为什么好政策变成办坏事——王安石变法的逻辑与陷阱——2023-07-13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笔者认为

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初衷并非祸国殃民。他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北宋的命运，只可惜他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无论如何，千年已逝，王安石的功过是非，依然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无法回到过去，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当然，从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改革需要顺应历史潮流，需要触及问题的根本，更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

如何保障国本基础、解决民生问题，是古今统治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