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著作，被公认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法宝，并以《毛泽东选集》的形式结集出版，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曾经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却一直都没有公开发表，毛主席本人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发表。
这篇让毛主席很纠结的文章，就是他在1941年9月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长达5万多字。
了解近代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在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这段时间，正是左倾路线在我党大行其道的时期，中央还发过《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等文件，结果因为盲目自信，给我党我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写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批判，而且，毛主席写的时候情绪很激动，用词非常激烈，直接点名批评当时的好几位重要领导人。
不过，毛主席也知道，这样的文章如果公开发表的话，很可能会引起党内的不安，因此，他就没有发表，只是给刘少奇和任弼时两人看过，其他人甚至都不知道毛主席写过这篇文章。
到了建国后，中央要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亲自作了修订，但是，他仍然没有把这篇文章收录进去。
直到1964年，毛主席才把这篇文章拿了出来，发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传阅，并不得外传。
1965年1月，毛主席又发给了谢富治、李井泉和陶铸传阅，并批示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一直没有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呢？他在担心什么？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曾经与刘少奇有过一段对话，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时，毛主席和刘少奇一起接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送走特使后，刘少奇主动找毛主席谈话，说：“主席，看来我已经越来越跟不上你的思想和部署了，……过去可能我们在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有误会。”
毛主席说：“有分歧是正常的，没有矛盾却是不正常的。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很难用分歧来解释吧。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我最近又看了过去的一些文章，事实证明我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当初我坚持正确意见的时候，你们好多人都反对我，当然你比王明、博古、张国焘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也是跟着他们走的。周也是跑得很紧呐……”
刘少奇说：“过去我的工作指导上肯定有不少的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今后凡是重大的问题一定要首先向主席请示，再不会犯同类型的错误。……你现在公开文章，起码对活着的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对周同志也不好嘛，弄得我们都不好再工作了。”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对刘少奇和周总理等人都是有过批评的，而且语气很严厉，如果公开发表的话，会对大家的工作造成一些影响。
那么，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到底说了什么呢？虽然在毛主席生前没有发表，但后来还是公开过一部分的，我们来摘录几段——
“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后期，中共中央的路线基本上全部是错误的。错误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理论的实质，用脱离群众四个字来概括尽之也！”
“我们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策略原则及其具体灵活的运用是一整套极复杂的政治科学，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比如毛主席被剥夺兵权的宁都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毛主席原本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改由周恩来担任。
所以，毛主席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如果发表了，会不会对这些人的工作和名誉造成影响。
最后，毛主席还是选择了不发表，只给一部分领导人看过，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
（参考资料：《毛泽东传》《人民日报》《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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