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地震半个月后，我回陶瓷厂上班了。
工厂还没恢复生产，我却领到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清尸。
从字面上看，清尸就是清理尸体，很简单，但你要是这么想就错了。
我们的清尸工作，主要是把那些临时埋的尸体挖出来，埋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清尸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疾病流行。
它有多重要呢？我举几个例子：
世界地震史上最大的灾害是发生在陕西华县的8.5级大地震。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死亡人口是83万人，那么，这么多人都是被砸死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当时，遇难的人数只有10万人，而之所以有83万人死亡，是因为第二年震中地区发生了大瘟疫，一下子死了70多万人。
山东郯城大地震，死亡5万多人，同样是病死的比震亡的还多。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震亡的人、畜尸体快速腐烂变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24多万人在一夜间死亡，第二天尸体就开始变质，人们不得不尽快把他们掩埋，但埋在哪里，在当时社会秩序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统一管理。
我还看到一个回忆录，说是一位记者问一位地震亲历者：“唐山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统一火化？火化多好啊，占地少，还没细菌。”
这位亲历者苦笑了一下。
咋说合适呢？说这位记者像古代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帝不太合适。
想像一下，先不说当时唐山没有那么多殡仪馆去处理尸体，就算有，大地震把所有建筑物都毁了，连电都停了，去哪里给遇难者火化？
没有了统一管理，事实上也根本来不及统一管理，尸体便埋得到处都是，特别是城市：操场上，小树林里，废墟旁，池塘边，包括水源井附近，人们见缝插针，哪里有空地就往哪里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被摧毁，水源被破坏，厕所塌了，下水道堵了，人们只能随地大小便，粪便、垃圾大量堆积，苍蝇铺天盖地，环境迅速恶化。
据统计，当时市区每立方米苍蝇达到500——600只。
很多解放军回忆，刚搭的绿色军用帐篷，时间不长就落满苍蝇，很多过路人以为帐篷是黑色的，用喷雾器一喷，就落一地，用扫帚一扫，能扫半簸箕。
到了夜晚，苍蝇不飞了，蚊子又来了，又黑又大，叮在人身上，赶都赶不走，拍一下一片血。
负责清理新市区补压井附近地域的解放军200师598团，一下子就清理出了65具尸体，试想，如果这些尸体长期埋在水源井附近，会造成多大的污染？
二次清尸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只靠解放军的力量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只能把任务分区包片，责任到人。
当时，分给我们厂的任务是陡河吉祥桥和附近街区空地里浅埋的尸体。
10人组成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每个中队配一辆翻斗卡车。
清尸任务是定量的：每人每天至少要清理3具尸体。
这个任务看起来容易，但实际干起来才知道很困难，有的尸体已高度腐烂，像豆腐一样，一碰就碎，得极有耐心地把他们拼接完整。
干不完，就加班加点。我们小队干得不错，每天都能清完七八十具尸体，总能超额完成任务。
最早的清尸队，是自发组成的，带有互助性质，邻里街坊们你帮我，我帮你。
震后第五天，我见过一辆小排子车，车上竟然装着七八具尸体，把车胎都压扁了，三个小伙子推着，慢慢地走向市区南郊。
还有一个中年人，牵着一头小毛驴，驴背上挂着两具尸体，也不戴口罩，就一个人顶着烈日向外运。
我看见他几次，忍不住问他：“你一个人咋会运这么多尸体？”
他说，都是邻里街坊，有的人家灭门了，有的人家砸得只剩下了老人、孩子，困难时期，也别计较了，能干多少是多少吧。
据他自己说，他已把上百具尸体运到了城外。
当时，在市区南郊、西郊公路两侧，坟头成片，根本数不清有多少。
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又没电，都是拎着马灯清尸，有些运尸的车辆，晚上司机会打开车灯给挖尸、埋尸的人照明。
干了几天，有一次厂革委会领导下来视察情况，问我们有没有啥要求。
我说：“别的倒是不缺，也别整防毒面具啥的，没多大用，有果酒给我们弄点，遮遮味，壮壮胆。”
一说一听，我也往心里去，谁知第二天，厂里真给大伙发了果酒。
前几期的文章中提到过，震后，我在一个食品厂废墟上扒过果酒，还和邻居二宝喝了两瓶，感觉相当不错。
有了果酒，干起活儿来就更有劲头了，渴了、累了，喝上几口，既解渴又提神，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
后来，我们的这个做法引得很多单位效仿。
我多次目睹战士们清尸，其中还包括文工团的女战士。
那是一天下午，我从一处废墟旁路过，海政文工团赴灾区慰问演出的一位女战士，从废墟下扒出一具尸体。
见尸体胳膊戴着一块手表，她动手把表摘下来上交给了工厂领导，叮嘱厂领导把东西转交死者家属。
那片废墟是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许多死者的亲人远在外地。
清尸还是一项难做的社会工作，具体地说是一项艰巨的思想工作任务。
都是亲生骨肉，家人已经让死者在地下安息了，结果，我们又要打扰死去的人，所以亲属想不开、有顾虑也很正常的。
亲人们看着破碎的尸体痛哭流泪，捶胸顿足，有的脑袋往大树上哐哐地撞，非要和死者一起走，有的甚至当场昏厥休克。
离胜利桥不远有个叫越河村的地方，当时，很多辆推土机冒着黑烟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挖出两个比篮球场还大，足足有三层楼高的大坑，后来，人们管这里叫万人公墓。
坑挖好了，我们就往那里运送。
铺上一层，上面埋一层土，上面洒上白石灰，然后再铺一层。
数不清的遇难者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婴儿，他们刚刚几个月大，很多都是用母亲的花头巾包着就埋了。
是首批唐山孤儿出发去石家庄的日子。
石家庄建了一座育红学校，他们要到那里生活了。
此时的唐山火车站，还是一片废墟，还站立的，只剩下两个站台标志。
300多个孤儿集中在广场，大一点的孩子表情木然。
孩子们的穿着五花八门，只有个别的几个队伍看起来整齐，他们的父母是工厂工人，厂里花钱给他们统一了服装。
很多灾民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有父母来到这里，找领队，想领养一个孩子。
领队解释：上级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这些孩子都要到石家庄去，都已登记造册，一个也不能少。
还有很多给孤儿们送东西的，其中就包括我。
我厂里的师傅夫妻二人遇难了，留下两个孤儿，一个叫曾瑞梅，一个叫曾瑞琴，我来送他们，给了她们每人一瓶水果罐头。
孤儿们身上别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
我看见一个男孩手腕上戴着两块手表，问他身旁的老师，老师说，一块是孩子妈妈的，另一块是他爸爸的。
还有一个孩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缝纫机机头，可能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还有大一点的孩子，怀里抱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孩子手腕上的布条是空的，他还没有名字。
火车来了，孩子们上车了。
月台上，挂着一个横幅：欢送唐山孤儿。“欢”字却丢了，不知是被风吹跑了，还是被人扯掉了，于是就成了“送唐山孤儿”。
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怎么可能会有“欢”呢？
没有围墙的火车站，铁路两侧站满了人。秋风吹来，汽笛响起，大人们都在抹眼泪。
我朝孩子们挥手。
“孩子们，用不了多久，唐山会建得很好的，到时，再接你们回家……”
我心里默念着。
（注：本文主人公刘艺文，男，1955年生，唐山陶瓷厂工人，后为该厂第一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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