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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对黎笋的官方评价是很高，一般性的描述是：他“为越南民族解放、国家统一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为了民族神圣利益而牺牲和奋斗的领导人的优良品质与仁爱、淳朴、始终如一及热爱同胞等品德。”

这段评价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民族解放”，二是“祖国统一”。

所谓“民族解放”，是指黎笋早年间投身革命，与法国殖民者抗争，为把法国殖民者赶出越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期间，黎笋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两次坐牢。第一次是1931年，他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并判刑20年（36年特赦释放）；第二次是1940年，他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监禁，并被放逐到越南最南部的昆仑岛坐牢。

1946年，黎笋被任命越南“南部区”书记，负责统帅越南南方局的工作，在后来逐渐成长为胡志明之下的越共第二号领导人。

越南的民族独立——即把法国人赶出越南——主要是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完成的，黎笋在这一时期的功劳虽然不如胡志明，但还有时间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结束后，法国在越南失去优势，开始准备撤退，进行和平谈判。1954年11月，《日内瓦协议》正式签署，法国撤出越南，同时越南被一分为二，分界线划在17度纬线上，也就是后来的南越和北越。

胡志明逝世是在1969年，而在这个时候，越南还没有完成统一，于是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交给了黎笋。

越南人普遍认为，黎笋对越南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日内瓦协议》南北分裂的既定局面下，仍然坚持在军事上打败南越，统一国家，并且他在两三年间就胜利地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

在世界范围内，能帮助国家完成统一都是绝对的旷世功勋，黎笋在越南的独特地位就在于此。

对于越南的“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我们都曾给予过大力的支持。在越南关键的奠边府战役中，越南人缺少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一度有撤退的打算，来自中国的韦国清将军拒绝撤退，坚持要完成战役。而且，在此次战役期间，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飞行员来执行的。

后来越南统一战争期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协调援助北越的小组，为北越提供过了军事、运输、建设、后勤等等方面的诸多援助。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记载，小平同志在1978年曾对李光耀说过：中国向越南运送的货物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甚至超过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对朝的援助。后来停止援助越南，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在援助数量上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这种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黎笋在中苏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中国渐行渐远。

在这个期间，黎笋也有过一些犹豫。比如1975年9月，他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决裂，寻得部分援助，以便对越南对苏联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期间，有激进派要求越南谴责苏联，和苏联断绝关系。这对黎笋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参加常规的答谢宴就返回越南了。

当然，即使没有这个插曲，随着苏越合作的与日俱增，两国关系的下滑实际上已成定局。

1977年，小平同志复出前几个月，越南的武元甲两次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扩大军事合作的协议，此后苏联在金兰湾和岘港建立了他们的海军基地，这预示着苏联的军舰可能威胁我们的腹地。

在经济方面，越南虽然一度对要不要加入经互会表示迟疑——因为加入经互会意味着要放弃他们的一部分经济自主权，最终他们还是同意加入了。

与此同时，在越华人开始大量逃离越南……

《邓小平时代》记载，197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访华，小平同志对越南的背信弃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据另一位外交官回忆，1978年他见过小平同志，只要一提到越南的问题，小平同志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胡志明一般来说被认为是一个“亲华派”，与此相反，黎笋则是“拒华派”最主要的人物，在他看来，中国才是越南民族主义的主要敌人，当年还在抗美战争的时候，他就私下说过这种话。

没有处理好和中国的关系，是黎笋执掌越南17年时间里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出于民族主义的骄傲，越南并未公开指出黎笋的这个缺点，但从他们对黎笋的评价却不难看出这一点——他们认为黎笋有两大贡献，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给予黎笋更多的表扬。

对越自卫反击战，或者中越战争，是黎笋外交政策酿成的恶果，它给越南带来了长时间的负面影响。这场战争使得越南的村庄、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农牧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后十年轮战，越南不得不长期保持120万的陆军常备军。因为常年处于备战状态，越南无法从事生产，国内经济长时间停滞，进而错过了经济改革的机会。

1986年，黎笋去世后，重新掌权的长征一上台，就毫不犹豫地改变了黎笋的路线。他上任不到半年，就让亲华派大将阮文灵接替了越共一把手的地位，使越南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

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越边境重归安定。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越南政府派出大将武元甲作为代表出席。同年，越共一把手阮文灵访问四川成都，和中国中央领导人展开会谈。

1991年，苏联解体，中越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结束了长达13年的对立状态。

这些重大的措施，确保了后来越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以上，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这一系列的瞩目成就，都建立在对黎笋外交政策的修正和调整上的。

正因如此，越南人对黎笋的感情和评价是复杂的。越南自然无法忽视黎笋在促进越南民族解放，祖国统一上的贡献，但也不可能对他全盘肯定，重新回到当年那种偏激错误的路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