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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向东，1954年出生，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了。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出身家庭，父亲在剧团从事编剧工作，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家里弟兄2个，我是哥哥。

记得我小时候住在父亲的剧团大院，那是几栋二层红砖青瓦的楼房，院子里有一排法国梧桐，墙角边有几棵腊梅，在院子的正南方的花坛里，还有一棵碗口粗的桂花树，每年农历八月份，桂花开满枝头，一点不夸张，阵风吹过，从几里地外就能闻到桂花香。

夏天的时候，在房屋的墙根处，有一大片“爬墙虎”将整个墙爬满，形成天然的遮阳网。

所以那时候我们家的居住条件，在同学中算是“富人区”，有好几个女生每到梅花和桂花盛开时，都会跟着我在家属院玩。

当然，她们几个都很乖巧，只赏花，不折花。

这样平静祥和的日子没多久，一场风暴来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举家搬离了家属院，后来住进了母亲学校分的两间小平房。

居住条件差我们都能克服，可父亲后来没了工作，心高气傲的他成天阴沉着脸闷闷不乐，在我14岁那年，父亲得了肺结核，一病不起，没多久撒手人寰。

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日子也不好过，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能听到母亲若有若无的啜泣声，第二天早上眼泡都是肿的。

因为家庭气氛太压抑，我却无能为力改变，所以那时候唯一的念头就是要逃离。

不久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我踊跃报名。

为了从实际行动响应，我把我的名字“张垚垚”改名为“张向东”，一直延续至今。

当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到达目的地时，我觉得连空气都是甜的，乡野的风略过头顶，闻到了稻花的香味。

我和同伴站到野草没过脚踝的地头，振臂高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激荡的口号声在绿油油的庄稼地的上空，久久回荡，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可接下来，让我这个城市娃知道什么叫“锅是铁打”的了。

我们那一卡车年轻人后来被分到1个公社、4个大队，我和一个叫魏平的同伴在一个生产队。

等我们到村庄一看，心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下沉，眼前一座座房屋让我想象不到：原来农村这么穷啊！家家户户几乎都是那种土墙，屋顶是半截瓦、半截毛草盖成的。

至于窗户，小就不说了，根本就没有玻璃，连窗几都是木头做的，钉子钉的塑料布，因为风吹日晒而破旧，一阵风过来，塑料布发出“欻欻”的声响。

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

更可怕的是，村里居然没有通电！家家户户凭票打煤油点灯。

但理智告诉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当狗熊！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

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下放知青没有固定住所，而是实行分流，看农户谁家居住条件宽绰，就寄宿。

我跟魏平住进了刘大伯家前面两小间偏房，听说之前是用来搁置农具和粮食的，后来腾出来给我们俩住。

别看这两间小屋，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居然在外屋的东南角处，还有一口草锅灶，锅灶墙上，悬挂着一个小木柜，看造型，估计那就是碗厨。

里屋一张双人床，木头床腿有一只有些腐朽，短了几公分，但主人用一块青砖垫上了，一点不妨碍它的稳固性。

因为是村干部送我们俩过来的，我叫他刘书记，我找刘书记要了几张报纸，准备把床贴着墙的两方，给糊上，这样就不至于往下掉土渣子了。

望着被自己收拾整理的挺干净的小屋，我很有成就感，接下来就要跟社员们一样，参加生产队劳动了。

我们去的时候是6月底，所在的地区插双季稻，而社员们嘴里说着“双抢”我不懂什么意思，但看表情，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我和魏平很快进入角色，队长发给我们俩每人一根竹扁担和一把锄头，每天早上队长喊工，听他的吩咐然后去干活。

但好像扁担和锄头暂时没派上用场，我和魏平跟着几个岁数大的大叔做稻场，就是用石衮子压地。

我和魏平一边一个，拉着石衮子转圈，觉得还挺好玩，就是太阳有点毒辣，晒的我满头大汗。

后来我从大叔们嘴里得知，压稻场是为夏收做准备的，因为“双抢”快到了，等早稻把割完，要挑到这“打场”。

反正我当时一知半解，但接下来，我尝到了劳动生产的厉害，我们这时候最多算是“热身”。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稻谷秸青籽黄，弯下沉甸甸的腰，“双抢”战斗正式打响。

这个时候，队长笑着问我和魏平道：“试试跟着挑稻把吧，挑不动就少挑点，要不总让你们跟着一帮老头干活，缺少锻炼的机会啊！”

我一听爽快的答应下来，凭我们这浑身力气，压道场的活确实有点“屈才”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扛着竹扁担，从队长那领了一副同样是竹子做的农具，准备去挑稻把。

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农具的名称，队长说叫“稻架”。

当硬邦邦的扁担挑着“稻架”往肩膀上一放时，我总感觉肩膀那多长了一块骨头，硌得慌。

到地里后，一群妇女们在弯腰割稻，身后都是一小堆、一小堆割倒的稻把，于是，我学着男劳动力那样，将稻把放到稻架上。

第一担挑的时候，感觉还行，我的脚步能跟上他们。

可由于脚步和手臂不协调，扁担在肩膀上乱摆，增加了疼痛感。

但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就这样，半天下来，右肩膀疼痛难忍，再朝疼痛处一看，天呢，居然隔着白衬衫印出血迹来了！

伴着钻心的疼痛，我小心翼翼的把衬衫脱下，肩膀处血肉模糊。

这时候，旁边的陈大哥笑着对我说：“老弟，你要学会‘换肩’，这样就不会让一个肩膀老受伤了！”

再看看魏平，他比我好点，但肩膀处也磨红了，好像还有点肿，魏平甚至眼眶都是红的，想哭的样子。

后来几天队长有意照顾我们，让跟着妇女们割稻。

可别看割稻是手头活，看似不出力气，但一天下来也累的够呛，除了腰疼得直不起来外，手掌涨的慌，手心还磨了好几个水泡。

想想还是挑稻把吧，学着老农们所谓的“换肩”。

果然，照着他们换肩的动作，我也学着做：扁担在脖子后面一横，迅速的转到另一个肩膀，如此反复，确实好多了。

割稻、挑稻把结束后，紧接着稻田打水犁田插秧。

说实在话，在农村待了好几年，唯独不会耕地，我害怕那顶着两只铁一样牛角的大牯牛。

插秧这活我可以显摆一下，无师自通，插的又快、又直、又好，所以被那帮女同胞们夸了又夸，说我内秀。

但跟泥土打交道的活，没有一件是轻松的，白天硬撑着，等晚上回到小屋时，连身都不想翻，但也要起来做饭吃，否则第二天哪有力气干活呢。

不过村民们对我们下放知青很热情，谁家摘了蔬菜回来，都会给我们一大把，菜油和米都是生产队按量发，吃的饱饱的。

在这帮热心的村民中，数房东刘大伯一家人对我们照顾的最 好。

刘大伯是一个8口之家的大家庭，老夫妻俩加大儿子一家4口，还有女儿小翠、小儿子刘强。

刘大妈因为带孙子、做家务，早就脱离劳动生产，家里除了老伴，还有大儿子两口、女儿小翠4个劳动力。

刘大妈人非常热心，有时候我和魏平的衣服晒在院子里，她都忙里偷闲给我们收起来、叠好，晚上看到我们收工回家，就笑嘻嘻的送过来。

尤其是遇到刮风下雨，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衣服床单被淋到雨，有时候脏衣服泡在门口的盆里来不及洗，刘大妈顺带也给洗干净晾上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对刘大妈非常尊重，有时候母亲寄过来一些吃的，我都拿过来送给刘大妈家小孙子吃，人都是心换心嘛。

我们去的第二年，村上通上电了，但也不是每天有，经常“调和用电”，不过总比煤油灯强，至少一晚上过来鼻孔不是黑的。

记得有一首儿歌，叫：有了电，真方便，电的用途说不完……

是的，自从有了电后，我们的业余生活丰富了，除了有高音喇叭，还能看露天电影。

像《海霞》、《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看了一遍又一遍，总也看不够。

农村再忙，也有闲的时候，一般是冬季或者早晚收工之际。

或许我遗传了我父亲的艺术细胞吧，会吹拉弹唱好几门“手艺”，但来到农村，我挎包里只放了一把口琴。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打开用一条蓝边手绢包裹的口琴，开始吹。

清脆的口琴声回荡在寂静的上空，总会引来住在旁边的年轻人和孩子们。

而最早来当听众的，就是刘大妈家的小孙子来宝，照看来宝的是刘大妈的女儿小翠，他们这也算“近水楼台先得月”。

小翠1米6几的身高，不胖不瘦，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白皙，尤其是那两条又黑又粗的麻花辫拖到腰际，走起路来左右摆动，非常养眼。

小翠话不多，每次来脸上都挂着笑，嘴角边有两个好看的梨涡。

前些年听到李春波的那首《小芳》时，感觉李春波写的就是我和小翠的故事，甚至一度怀疑李春波会不会是当年跟我在一起插过队的同伴。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让我慢慢回忆往事吧。

久而久之，我跟小翠就很熟了，后来才知道她比我小1岁，有一天她看着我枕头边的《青春之歌》出神时，我大大方方的对她说：“想看就拿回去吧，我都看两遍了。”

谁知道我话一说出口，小翠的脸“腾”一下变的绯红，嘴里结结巴巴的说道：“我、我不认识字。”

说完，她像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两只手不停的搓着衣角，眼睛盯着脚尖，好半天不敢抬头看我。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冒失，但心里也犯嘀咕，想着为啥刘大妈不让小翠上学呢？

现如今想起来也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庄当年比较贫穷和落后，加上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这或许就是小翠不上学的原因吧。

所以打那以后，我在小翠跟前再也不提看书读报的事了。

小翠虽然不识字，但丝毫不影响她热爱文艺，只要听几遍，她就能哼出调来，再后来连歌词都能准确无误的唱出来。

有一段时间魏平得了急性阑尾炎，没办法回城里做手术去了，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小屋里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感觉从未有的孤独，每天晚上关灯睡觉，望着从窗户外照射进来的月光，我竟然也想家了！想父亲在世时的日子，想腊梅和桂花盛开的季节，不知不觉的，鼻子酸酸的。

有天晚上我竟毫无征兆的突然发烧，估计是白天干活热了，脱 衣服着凉的缘故。

所以第二天队长喊工的时候，我跟他请了一天病假。

就在我昏沉沉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是刘大妈的声音，只见她端着一只碗，碗里是两个荷包蛋。

我一看强撑着坐起来，对刘大妈说：“大妈，这怎么行？你们一大家苦巴巴的，却给我做荷包蛋吃，”

不等我说完，刘大妈就嗔怪的说道：“傻孩子，别客气，赶紧吃了吧。”

中午的时候，门又被轻轻的推开了，是小翠，她一手端着饭碗，满满的菜和饭，另一手是一只瓷缸，瓷缸里是海带鸡蛋汤。

那一刻我感动的想哭，低着头吃饭的时候，眼泪不知不觉的滚落下来。

患难见真情，打那以后，把我和刘大妈一家又拉近了距离。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年多时间，传来知青返程的好消息。

得知要回城当工人了，我心里肯定高兴，父亲不在了，母亲岁数也大了，身体还伴有好几种慢性病，而弟弟也在郊区一家农具厂上班，半个月回去一次，家里需要人照顾母亲啊。

但还得等通知，听支书说要一批一批的走。

那段时间除了我自己发生变化，小翠也显的心事重重。

有一天，我看到她拿着我窗台上晒的一双鞋出神，还用手丈量着尺寸。

我只好悄悄的躲到一边，没让她发觉。

结果不到半个月时间，有天晚上小翠敲门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双黑灯芯绒布面、松紧口的千层底布鞋。

小翠羞答答的往我跟前一递，嘴里说道：“向东哥，试试看看合不合脚。”

我忙不迭的道谢，赶忙试试，因为是新鞋，拔的时候有点吃力，我嘴里说道：“小翠，是不是有点小啊，挤脚。”

结果小翠笑着说：“肯定不小，我照着你那双鞋量尺寸了，老话讲：一拔、两拔是草鞋，三拔、四拔才是好鞋呢。”

我一听确实是这样，布鞋会越穿越大的，这样正合脚。

那天小翠除了送我一双布鞋，还有两双做工精细的鞋垫。

望着眼前的鞋，我深情的对小翠说“谢谢你”，结果小翠一转身笑着跑开了！

望着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调皮的在小翠身后拍打，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在我心头萦绕起来，年轻的心里荡起涟漪。

再后来，村头的那棵柳树下，是我等候小翠的老地方。

我和小翠恋爱了！

有一天小翠依偎在我怀里，小声的说道：“向东哥，你如果回城了，我怎么办？”

当时我不假思索的对小翠说：“放心吧，等我安顿好后，就回来接你！我不会当‘陈世美’！”

小翠幸福的笑了！而这一切当然不能让刘大妈他们知道。

1978年我作为第二批返程知青，顺利的办完手续，准备回城。

就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小翠漫步在村边的小溪边，月光如水，两颗年轻的心越贴越近，我和小翠进了“伊甸园”，品尝着人生的甘露……

村民们敲锣打鼓的欢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我心不在焉的在人群中寻找小翠的身影，但人头攒动，我看不见那个让我如醉如痴的两条“大辫子”。

回城没有我想象中的顺利，一开始我被安排在一家街道印刷厂，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凭借早年肚子里的“家底”，一举考中。

期间我写过几封信给刘大妈家报平安，但考虑小翠不认识几个字，有些话没法表达，就在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准备去插队村庄，看望刘大妈一家，也让小翠放心，我没忘记她。

结果等我在镇上下车时，正好遇见了村里的好朋友刘金。

刘金看到我很高兴，得知我考上了大学，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就知道你是人中龙凤！”

在跟刘金的攀谈中，我得知一个让我崩溃的消息：小翠半年前结婚了！嫁给了暗恋她多年的邻村小伙唐成林！

我闻听一阵晕眩，落寞的把手里的水果交给刘金，然后找了个借口坐上了开往城里的客车。

我已经没了回去的必要了……

后来我跟妻子婉云结婚了，两人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而我和小翠的过往，被我放在心底那个秘密小屋，尘封起来了。

前不久老知青有个活动，要去曾经战斗的地方走一走。

妻子也鼓励我重返故地，就这样，我报名了。

当地政府在镇中心学校举办联欢会，场景很热闹，各界代表纷纷致辞，主持人是当年村小学的教师孙尚昌。

不过曾经的“小孙”如今已经是老孙了！我们俩握手言欢，老孙指着不远处一个中年人笑着对我说：“向东，那个就是你房东小翠的儿子，叫唐晓垚。”

我顺着老孙手指的方向望去，那个叫晓垚的老师正在忙着发放纪念品，我往前走了几步，从侧面看，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天呐，这个晓垚看上去如此面熟！似曾相识，再一细想，我竟然不敢想了！

尤其是晓垚的鼻子，本就是我们老张家的典型特征，如果让我儿子跟晓垚站在一块，就是亲哥俩！

而且这个“垚”字，只有小翠知道我的曾用名，在村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我顿时手脚冰凉，心跳加速，感觉自己站立不稳了。

本来我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想见小翠一面，但这时候我没有勇气去了，我像一只丧家之犬，落荒而逃。

说到这里，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这个秘密我要跟小翠带入土里，天知地知、她知我知。

永别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永别了！梦中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