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中国改革开放，为了贯彻“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我国派出代表团访问日本，那时粟裕就担任了代表团的副团长，兼任最高顾问。
粟裕曾在新四军部队与日军斗争，深知战场上要知己知彼，所以此行，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走访日本的防卫厅，参观日本自卫队，要深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企图。
粟裕在神户参观期间，一位老人专程赶到他下榻的酒店，请求见他一面。
秘书最初有些迷惑，粟裕是新四军的一员，在日本除了昔日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死对头之外，还能有什么旧识呢？
可是看着老人饱经沧桑风尘仆仆的面孔，秘书又动了恻隐之心，把他的请求转达了粟裕。粟裕虽然也不知道是谁，还是把老人请进了门。
“老首长好！”一见面，老人就向粟裕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郑重地问候道。老人脸上纵横的沟壑昭示着他所历经的沧桑，激动到热泪盈眶的眼睛里却盛满了仰慕之情。隔着几十年的光阴，老人有些近乡情怯，他小心翼翼地问：“老首长，你还记得我吗？”粟裕仔细端详之后，也激动起来，回应道：“是你，我的炮兵营长，山田英一！”
粟多珍
山田英一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他的老首长还记得他，感动得连声道：“是我，是我，老首长记性真好。”
两位昔日的战友惺惺相惜，执手闲话许久，山田英一离开的时候，秘书拿出参访团准备的随手礼，准备送给山田英一。粟裕却觉得这礼太轻，从自己的随身行李中拿出新的衬衣和领带送给山田英一，诚恳地说：“这是我本来准备自己穿的新衬衫和领带，送给你，纪念我们曾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的珍贵情谊。”
“与子同袍”，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含蓄表达，山田英一在中国与战友同吃同住多年，自然也明白此举蕴含的深意，他收下了这份礼物，抹着眼泪走了。
抗日战争时期，山田英一是新四军反战同盟的一员，后来受到粟裕的邀请，为新四军训练炮兵，成了炮兵营的营长，在军中受到上级和将士们的信任。
抗日战争结束后，山田英一留在中国，跟着中国共产党活跃在战场上，全程参与了解放战争，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日本的对华战争是无耻的、以掠夺为目的的，这个认知在今天早已达成了共识，但在当时，日本人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号进行这场侵略的。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场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萧条，日本政府压迫人民，民间频频出现罢工和起义活动，日本政府的统治开始动摇，继而发酵了日本政府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思想，对人民的压迫变本加厉。
在这样的内忧中，日本政府开始将国内的矛盾转移到中国身上，而日本基层的民众被洗脑，竟然从反抗政府的独裁统治转而和日本政府一起，把矛头对准了无辜的中国。
长久的被压迫，使他们几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自发地把这场战争粉饰成了救国救民的外交途径，被日本政府当枪使，坏事做尽，到头来还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抗日战争中，在延安、在太行山、在山东、在华中、在苏北，有一支神奇的日军“抗战部队——日军反战同盟。
日本反战同盟是一个特殊的组织，接纳的全都是日本人，这些士兵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却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和中国的战友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抗日军。民间把这个特别的组织称为“日本八路”。
日军战俘森健在战后写了《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的回忆文章，描写了建立“反战同盟”的情景：“王震旅长指挥的八路军攻击了太原至同蒲线上的平社村车站，我当时被俘，成了八路军的俘虏。1938年末我来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后的第３个月。日本俘虏的住处离敌工科办公室不远，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拉铁丝网。也许还把我当作国际友人对待吧。刚一进屋，看到4个40岁左右的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蓝色军服，盘着腿坐在炕上，正吸着自制的香烟。我和他们交谈到，4个俘虏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们是从大阪经过朝鲜被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在离开日本的第一周就让八路军给俘获了。转眼我到八路军里已经两年了，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作为一个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进一步地理解了日本军部称之为‘圣战’的本质。我认识到应该把以前对准中国人民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军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组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据《八路军敌军工作史》记载，创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还有日军战俘高山进、市川春夫、小路静男等人。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后，反战同盟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晋西北支部、胶东支部、滨海支部、渤海支部、鲁南支部等在华北其它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新四军中也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在华中、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8月18日，在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同志的指导下，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衫本义夫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此外，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成立了朝鲜反战组织。日本在20世纪初就吞并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他们把朝鲜作为兵员的补充地，强迫朝鲜人加入日军。因此，侵华日军中有大量的朝鲜人。
在华朝鲜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总会长是武亭，副会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朝鲜人郑律成。朝鲜义勇队转入华北抗战后，隶属于“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12月10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形势的需要，一致通过决议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改称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选举金白渊、武亭、崔昌益、朴孝三等为同盟执委，朴孝三兼任“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支队长，李益星任副队长，金昌满任政治委员。他们召开朝鲜士兵大会，通过了《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内朝鲜人士兵要求书》，号召朝鲜士兵“绝不为日本天皇而死，要为自己的民族而牺牲，打回祖国去！”
“反战同盟”的主要任务有五个方面：
编写日文宣传品“反战同盟”成立3年多时间里，就编写宣传品100多种、印刷80余万份。“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先后编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阵地通信》、《曙》等宣传刊物，特别是日文杂志《觉醒》、《士兵之友》，很适合日军口味，非常受日军士兵欢迎。
这些宣传品对于日军官兵战争性质、战局真相和八路军的宽俘政策、帮助日军官兵从战争中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与八路军、新四军组织发动的政治攻势战场喊话是我军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但八路军官兵不懂日语，所学的日语喊话口号数量有限，效果不明显。“反战同盟”成员参加战场喊话后，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他们熟悉日军情况，精通日语、习俗相同、对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又有切身感受，对日军的战场喊话发挥出八路军难以发挥的作用。
“我们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慰问你们。过去我们也是日本军队的士兵，3年前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现在我们明白了，咱们的敌人不是八路军，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阀、财阀，我们为他们打仗卖命太没意思了。日本在战争中是打不赢的，因为来中国杀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战争注定要失败。在中国也打不了几天。战争中得利的是军阀、财阀，受苦、受难的都是你们和日本的劳苦大众，是我们的家人。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财阀！日本军队彻底失败之时，就是咱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这是“反战同盟”盟员加藤对吴城日军据点喊话的情景。据点的枪声停止了，日军士兵在静静地听着，后来据点中有人向八路军投诚。
“我是反战同盟盟员，不要惊怕，我们在八路军内的生活很好。日本失败已成定局，你们要活着回去，你们的亲人最怕迎接你们的小白盒。你们不要给法西斯当炮灰了，你们战死在异国他乡，你们家中的妻子儿女多么伤心！你们家中困难，父母妻儿挨饿受冻，不少贫穷人家的妻女，为生活所迫沦为慰安妇，送到中国军妓院，ＸＸ的妻子当妓女你们知道吗？她已经自杀了！……”这是“反战同盟”盟员小林、藤泽等在用向日军做反战工作。
“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为谁卖命？又是为谁效忠？圣战的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一位女子站在麦克风前，用流畅的日语向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
她那动人心弦的话语，撞击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使许多日军官兵觉醒、忏悔，有的跳海自杀，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尽，有的拒绝参战。她叫绿川英子，是日本少女，虽然也是“反战同盟”盟员，但却不是日军战俘。绿川英子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出生于日本，父亲是日本有名望的工程师。17岁那年，英子跨入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民国十九年（1930年），因抨击社会的黑暗，被学校开除。但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战民主运动，并从事和传播世界语。
在反战运动中，英子结识了同学世界语的中国留学生刘仁，俩人在共同的奋斗中产生了爱情，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结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英子随刘仁回到中国上海，共同从事中国的和平事业，用上海世界语编辑的身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不仅翻译了反战文章，寄回日本发表，呼吁日本人民反战，还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反战宣传。
长谷川照子
英子的反战宣传搅乱了日本的军心，日本政府首脑恼羞成怒，经过特务调查得知流畅的日语广播员就是绿川英子，便在日本报纸诋毁她为“娇声卖国贼”。英子我行我素，日本当局又对英子父母进行恐吓，威逼他们引咎自杀以谢天皇，并要“千方百计杀了英子！”任凭日本当局用尽任何卑鄙手段，始终没有动摇英子的反战行动。
英子的反战行动不仅受到日本当局憎恨，也受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国民党当局多次捏造罪名要驱逐英子夫妇出境。但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后来在郭沫若任厅长的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国际宣传处从事对日广播宣传。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庆祝郭沫若回国4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同志拉着英子的手动情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子表示：“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的一半愿望，我还要留在中国，继续参加反蒋斗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英子与刘仁到东北继续从事我党的宣传工作。不幸的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10日，英子做人流手术时引起感染，经多方抢救无效，病逝时，年仅35岁。同年，刘仁也不幸病逝。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1973年中日两国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日本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了英子：“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做出贡献的人，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中，献身两国亲善事业的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绿川英子外，再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位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整整十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己青春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如今，英子和刘仁长眠在中国东北的四丰山，一座汇集着中日两国民族风格的合冢墓屹立在青山绿柏之中，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中国人民将永远祭奠这位抗日战争中的“樱花女杰！”
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
日本“反战同盟”还采取给原所在日军部队写信，在日军据点投放慰问品等手段，开展宣传工作，起到了瓦解日军斗志的效果。特别是写信，往往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一针见血：“某某：你的妹妹因生活所迫，被骗来中国当了军妓，你甘心让她任人凌辱吗？”“某某：你那年老的父母，已是风烛残年，病魔缠身，他们盼望你回去呢？你怎能忍心离开他们死在异乡呢？”“某某：你那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日日夜夜地想念你呢？盼望你早日回去和亲人团聚。”“某某：日军的‘三光政策’使中国处处火光浓烟，断壁残墙，死尸遍地，妇女被强奸，儿童失父母，这样的‘王道乐土’，‘东亚共荣圈’你忍心目睹吗？”这样有的放矢的信件，得到了非常理想的瓦解日军效果。
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好战俘工作“反战同盟”成立后，日军新战俘的教育争取工作大都由“反战同盟”负责。那些思想顽固、对八路军、新四军抵触情绪大的日军战俘，经过“反战同盟”盟员的艰苦工作，绝大多数得到了转变。松山一郎是在战场上走投无路准备举枪自杀时，被八路军俘虏的。被俘后他在地上耍赖，让八路军杀死他，当八路军一名战士背他时，他狠狠地咬了那个战士一口，挣脱后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让八路军打死他。他被几名八路军抬回驻地后，“反战同盟”的盟员田中、东忠多次教育开导他，当他到田中被俘前是日军少尉军官时，非常震惊。他看到八路军没有杀田中，而且田中还成了日本“八路”，开始相信八路军的宽俘政策，最后终于觉醒，他悔恨自己当初不该伤害救护自己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并加入了“反战同盟”，后来成长为一名反战勇士。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路军地方武装在博兴县的一次伏击战中，俘虏了50多岁的日军大尉官竹田，为了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决定释放官竹田，但他顾虑很多，担心回去被处决。后经“反战同盟”做工作，官竹田苦思冥想了几天，同意回去。临行时，八路军为他饯行，几杯酒喝过，他老泪纵横，一再表示感谢八路军不杀之恩和宽待政策。
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反战同盟”主要是承担瓦解日军工作，一般不让他们承担军事战斗任务。但一些特殊的军事任务也曾让他们给予协助。
山田英一被俘前，在反战同盟的积极宣传下，日本的军队中很多士兵已经意识到日本政府的阴谋，军中弥漫着“反战情绪”。
宣传新四军和反战同盟的信和传单同样传到了山田英一手中，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有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看了信和传单后，他深受触动，把它们偷偷藏了起来。
后来山田英一藏起来的信和传单被他的长官发现，他被关了三天禁闭，这个行为一如既往的粗暴，这也为山田英一后来选择投靠中国埋下了伏笔。
山田英一是日本的一个基层军官，同样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日本救亡图存，中国残忍暴虐”颠倒黑白的信念。
中国深知，战争不只在于战场上，还在于思想上。也正是因此，我们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就是希望从思想上瓦解日军。
山田英一在新四军中的认知，同样颠覆了他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新四军不仅没有虐待俘虏，还拿出短缺的医药物资给俘虏疗伤，给俘虏吃好的用好的。所见的一切都和日军口中“残暴的中国”截然相反，山田英一的心理防线逐渐被攻破，十分愧疚。
山田英一是炮兵学校毕业的专业人才，上级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他十分重视，粟裕更是亲自见了他，向他宣传我军的政策，揭开日本政府的政治阴谋。在日本的法西斯统治和中国的怀柔政策下，山田英一会做出什么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山田英一最终加入到了反战同盟中，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员，后来更是担任了炮兵营长，帮助新四军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炮兵。
当时中国的军事十分落后，虽然缴获有日军的火炮，但是没有专业的技术人才指导，始终不得其法，守着武器却不能投入使用。山田英一加入新四军后，我军有了极大助力，炮兵部队用日军的火炮摧毁了日军的壁垒，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0月，日军对我冀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配备了大量的军犬，这些军犬一嗅到我方人员的气味就狂叫不止，给八路军侦察员侦察日军的扫荡情况，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搞清日军用什么办法让军犬区别敌我的秘诀，“反战同盟”盟员宫本主动请战，冀东分区领导考虑到宫本曾在日本军犬训练队当过驯犬员，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宫本潜入日军军营进行侦察，终于搞清了日军的奥妙在于带不带白胡椒。从而，为八路军反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宫本在完成侦察任务撤离时，光荣负伤。
日本“反战同盟”还教八路军如何使用缴获的日军掷弹筒和歪把子机枪，使这些武器得以发挥作用。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多以人多取胜，一对一就不是日本鬼子的对手。“反战同盟”的盟员就教八路军战士如何刺杀，把“气、铡、体”一致起来，也就是喊杀声、刺杀方向、猛扑对手三者要一气呵成。为了增加臂力，盟员让八路军战士头顶烈日，练习枪举过头，一举就是上千次。
盟员们还自制了棒球用具，开展棒球运动，在比赛时，被刘伯承师长看见了，他认为这项运动可增进部队的体力和灵活性，命令在全军开展这一运动，请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当教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反战同盟”两次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朝鲜独立同盟“也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发出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的通电。
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盟员还随同八路军、新四军进出敌战区进行接受工作。日军独立混成第5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进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战争可以掠夺土地、物资，却不能左右人心之所向。对爱与自由、和平与正义的追求，没有国界，无分人种。
正如中国的历史中，关于日本侵略的这一篇章会永永远远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日夜警醒，国仇不忘。当然，对于“日本反战同盟”这些对中国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普通日本人民，他们也确实让人们在残酷的战争中偶然窥见人性的光辉，这份情谊也会珍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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