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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月，北平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朱文刚带着8名民警，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功德林监狱。在核对接收的时候，朱文刚在监狱一个醒目的地方看到了一座庞大的装置，他问这是干什么的，在场的一个旧警察说：这是绞刑架，当年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从意大利进口的。听说当年贵党的首领李大钊就是被它绞死的，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也是被它绞死的……

朱文刚听到“李大钊”这三个字，立刻就绷紧了神经，他当场吩咐：“把它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随后，朱文刚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北平公安局，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当时的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听到汇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物，在他的要求下，这座绞刑架很快就从功德林监狱送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后来成了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

这座绞刑架的发现，引起了北平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他们希望能在22年后查出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给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交待。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排查，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最终确定：当年主谋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人，就是当时张作霖的侦察处长吴郁文。此人现在化名吴博哉，隐姓埋名居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随即展开行动，但当他们来到吴博哉的住处时却发现，此时的吴博哉已经垂垂老矣，他无儿无女，而且身患重病，瘫痪在床，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

工作人员假装帮助他打扫屋子，在打扫的过程中，发现了他珍藏的一枚北洋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这让工作人员确定，吴博哉就是那个杀害李大钊的吴郁文！

以吴郁文当时的状况，就算不抓起来恐怕也活不了多少天了，把他抓起来，他可能没多久就要被吓死了。要不要继续抓捕呢？工作人员把问题汇报了上去，彭真同志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法不容情，照抓不误。

在被抓捕的过程中，吴郁文不停哀求，说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希望政府能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公安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在抓捕过程中非常小心，努力不使他受到损伤，这既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也能保证吴郁文可以交代更多的罪行和细节。

来到公安局后，吴郁文对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的罪行。此时的雷恒成人在上海，住在马立斯新邨46号，每天深居简出，靠算命为生，化名“赵志安”，对外号称“了明禅师”。上海警方迅速行动，将其抓获。

吴郁文和雷恒成二人，在历史上罪行累累，吴郁文先是跟随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张作霖失势后，他又投奔国民党，在中央宪兵教导总队担任副队长等职，参与过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日本人打到华北，他又投靠日本人，在伪政府中担任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等职务。

雷恒成则是在九一八之后撤到北平，投降日本人，用无数革命烈士和进步人士的鲜血染红自己的仕途。

据这些刽子手回忆，1927年4月28日下午，他们一共处决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名同志。第一个受刑的是李大钊，由于他们当时缺乏经验，李大钊经历了三次绞刑，一半的绞刑很快就能结束，但李大钊的绞刑却进行了约40分钟。在李大钊的遗体上，有三道深深的血痕。整个过程，李大钊烈士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和儿女被释放出狱。据《晨报》记载，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看到噩耗后，“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由于李大钊生平一心治学，没有什么家产，他的遗体都是他生前的好友梁漱溟、蒋梦麟、章士钊等人负责安葬的。这种惨状被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发起了募捐活动，鲁迅先生捐款50元，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钱玄同等人捐款20元，资助李大钊的家人生活。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执行枪决。吴郁文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鉴于他身患重病，法院决定暂不执行，1953年6月17日，吴郁文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