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位是非功罪、褒贬难一，但无法掩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
他跟随蒋介石一路攀升至国军陆军总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大管家，与蒋介石并称，“位极人臣”，并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迎来人生高光时刻，出尽风头，载入史册。
但与此同时，他却被周恩来总理斥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兼并异己，坚持反共，实行独裁统治，消极抗日，发动内战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亦步亦趋。
此一人，便是何应钦。
1935年，国民政府为高级将领颁授军衔，一共有8人被授予国民党一级上将军衔，其中7人都是各系军阀领袖代表人物，包括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等，而只有何应钦一人来自国民党中央军黄埔嫡系，且位居第四，排在后来的代总统李宗仁之前。
蒋介石他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1890年，何应钦出生贵州农村大山深处，7岁入读私塾，被城中士绅子弟称作“乡巴佬”。
1909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何应钦以第一名的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而此时，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同样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是大何应钦3岁，高他一级的学长。
蒋、何自此相识，也因为这一层亲密的同学关系，成为日后蒋介石信任重用何应钦的重要原因。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命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四处招揽人才。
而何应钦，自日本留学归国后，相继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护法运动中支持孙中山，“五四”时期又在贵州创办了讲武学校，颇有名气，后又赴广州，正在孙中山先生的元帅府任参议。
这时，励精图治，将创建黄埔军校视作人生重要事业的蒋介石看中了这位昔日同窗，并将何应钦邀入到自己的创校行列。
1924年5月，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何应钦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
在军校师生眼中，这两人的形象不尽相同，和一般征战沙场的军人威严形象相比，何应钦的身上更多了一种文人气息。
后来何应钦的独女何丽珠回忆起来曾说，当年大家都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不好，有时候忽然发了脾气，马上说东就东，说西就西，说杀就杀。而相形之下，何应钦则缓和许多，因此人们常戏称蒋、何二人一个是“严父”，一个是“慈母”。
而也就是这对“严父”、“慈母”，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便迎来了人生重大转折。
若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正是从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开始进入腾飞阶段，那么这时期遇上蒋介石的何应钦，则更是就此开始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此后随着蒋介石的坐大，何应钦一路攀升，并在反攻道路上越走越远。
何应钦黄埔时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何应钦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共的。
黄埔军校创立初期，何应钦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都是比较友好的。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训练中，何应钦将从苏联顾问组那里学来的军事训练方法和自己所擅长的德国、日本的军事训练经验相结合，自创了一套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练方法。这对黄埔学生军的训练发挥了积极而速成的重要作用。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正式组建教导团，何应钦任团长。12月又成立教导第二团，何应钦所部更名为教导第一团。
这时期，虽然教导一、二团团长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两个教导团的政治领导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中就有共产党员39名。
彼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到军校的各项工作中去。
在军校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林祖涵、叶剑英等的领导下，黄埔教导一、二团成了广州革命政府最可靠的武力支柱。
作为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对此欣然接受，并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政治部主任颇为敬重。
1925年1月，陈炯明叛乱，何应钦亲率教导一团第一次东征，他与周恩来作为东征军的军政负责人，紧密配合，全面领导东江地区的党务行政与军事作战，二人联名的捷报电这样写道：
“应钦、恩来奉命东征……连战皆捷……东征肃清，指日可待。”
黄埔军校教导团一团
也就是在第一次东征的淡水之战中，何应钦率教导团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只，首战告捷，蒋介石称“淡水之战为革命之开始”。
而后的棉湖之战中，何应钦更率教导一团，以千余之众，抗击万余悍敌，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救了蒋介石的驾，就此“一战成名天下知”。
蒋介石一时间生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甚至还将3月12日视作他们“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的纪念日。
不久，因平叛有功，何应钦由第一旅扩充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25年5月30日五开运动爆发后，何应钦还支持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各地工农运动，并在同年6月23日率领黄埔师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声援“五卅”运动群众集合。
此后的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斗争中，何应钦率部出征，身先士卒，赢得了军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不过也就在工农运动和革命形势高涨之际，何应钦的政治态度却急剧转变。
因为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党革命军中的威望不断提高，这令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右派感觉到了无形的威胁和害怕。
周恩来曾说：“蒋介石开始办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和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工作。”
蒋介石励精图治创办黄埔军校，本质上是为培植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实现个人独裁统治，而非为中国革命之前途，何应钦则成为了蒋介石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助力。
1926年“三·二O”事件发生前，蒋密电询问在汕头的何应钦态度，向手中掌握黄埔部队的何应钦寻求支持，何应钦当时即复电：表示他自己和第一军坚决支持蒋，一切作蒋后盾，必要时请蒋到汕头指挥。
蒋介石遂拘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而后何应钦在汕头积极策应，并派其第一军刘峙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鲍罗廷住所。
何又排斥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将其军中的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部来再行训练”，结果导致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全部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同年5月，何应钦又配合蒋介石抛出了进一步打击迫害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
另一边，北伐期间，苏联顾问也敏锐察觉到了“真正可能使革命前功尽弃的局势”，原本一开始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态度友好的何应钦，这时“愈来愈公开表现出反革命情绪”。
等到北伐军顺利占领南京后，蒋介石野心彻底暴露，于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
而与蒋介石深深绑定的何应钦自然选择了追随蒋介石，唯蒋命是从。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4月10日，何应钦即在南京积极策应，命令将“南京共产党干部逮捕”。
如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崩溃，何应钦难辞其咎，沦为蒋介石反共集团的重要成员。
而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也沦为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
1927年8月，担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内讧中第一次下野。
此后，何应钦帮助蒋介石把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第一军，逐步扩展为四个军团，十几个军，拥军近百万的第一集团军。同时，栽培、提拔了一大批军事将领，网罗了相当一批为蒋效力的人才。
经何应钦考选录取并训练结业的近500名学兵，奠定了蒋介石未来天子门生“黄埔系”的基础。
因“黄埔系”的缘起、发展和壮大都与何应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何应钦又被称作“黄埔系保姆”。
何应钦晚年
所谓“黄埔系”，也就是蒋介石嫡系，他们都出身黄埔军校，是蒋介石取得和执掌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统治中国大陆的武装基干力量。
蒋介石“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也就是蒋介石的军事班底核心，即全部出身黄埔。
而何应钦即为国民党军中黄埔嫡系的首领、蒋介石“八大金刚”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向来疑心深重的蒋介石，对待何应钦，亲密背后同样隐藏着嫌隙。
蒋介石当年第一次下野时，受到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逼迫，蒋介石曾看向何应钦，何应钦却是一声不吭，这令蒋介石十分伤心。
事后，蒋介石还曾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等到后来蒋介石复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同何应钦算账，乘何应钦去了南京，直接就到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徐州总指挥部，免去了何应钦的一军军长实职，将军队编为四个集团军，自任总司令。
后来经别人圆场，蒋介石才又委任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参谋长。
蒋介石那句“没有我蒋中正，哪有他何应钦”的著名感叹也是发自于此。
此后，何应钦为避免灾祸，保住禄位，处处小心谨慎，大事小事全听从蒋介石安排，向蒋介石汇报，使蒋介石放心。
1929年，进入北伐结束后的军阀混战后期，何应钦帮助蒋介石铲除异己，大有作为，才又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按照蒋介石的意图，何应钦亲自指挥国民革命军收拾了一个个大小军阀，先后打败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和石友三，获一等宝鼎勋章。
而后打完了军阀，1931年至1933年初，何应钦又坐镇南昌，三次亲自指挥部队“围剿”红军。
结果三战皆败，引得蒋介石大发雷霆之怒，何应钦心有余悸，害怕继续同红军作战，还是要败，到时恐要受蒋谴责搞得身败名裂，于是借故逃回南京。
1933年3月，何应钦受蒋介石任命，取代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一职，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
这样前后抗击日军主力两个多月，到5月份，长城抗战失败。
而后，何应钦又受命为华北地区与日军谈判的中方最高代表，同日方代表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茨少将，只通过一天的谈判，就按蒋介石的意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把东三省、察北和冀东主权让给了日本人。
1935年6、7月间，何应钦又按蒋介石的旨意，先后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何梅协定》、《大滩会议文件》、《秦土协定》，让出了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
与此同时，长城抗战时期，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这本是十分难得的英勇大义之举，何应钦却只当冯玉祥是“野心很大”，“借抗战为掩护名词割地自雄”，于是千方百计阻挠，破坏，直至冯玉祥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撤离张家口，后吉鸿昌和方振武等抗日将领继续抗日，最后被赶尽杀绝。
以此为开端，何应钦后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行动轨迹都受蒋介石意志左右，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对蒋介石抗日、妥日、反共的政策，都是紧步后尘，积极为之卖力。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曾有篡权嫌疑，对营救蒋介石没有表现得十分积极，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也说，“南京城内戏中有戏”，后来蒋介石被释放后，对何应钦的这次“越权”一直怀恨在心。
何应钦则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对蒋介石亦步亦趋，一意随顺逢迎，不敢立异执言。
1941年，何应钦、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旨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取销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通缉项英等一系列反共事件。
周恩来因此怒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但何应钦对此似乎毫不在意，而只在乎这令他重新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所以，何应钦的毕生事业，总是跳不出蒋所说的那句“没有我蒋中正就没有他何应钦”。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受蒋之命，代表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接受了日本侵华日军首领岗村宁次正式投降签字的仪式。
这成为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
1946年2月，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在芷江修建的受降纪念坊建成，蒋介石与何应钦的题联与横额手迹分别被刻在前后中门两旁，彼此相映，供人品读，同留青史。
蒋：“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横额：震古铄今；何：“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横额：气贯长虹。
后来回顾何应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为，有史学家这样评价：
“（何）虽崇日、恐日，有妥协谋和之举，但毕竟坚持抗战到底。特别是他主持受降大典，即便有历史误会的因素，也必须承认他不是仅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是代表中国战区和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象征。”
1987年10月，何应钦在台北荣民医院因心脏衰竭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7岁，自此结束了是非功过，抑扬褒贬难一的多面一生。
素材来源：
[1]张林.蒋介石对何应钦亲密背后的嫌隙[J].领导文萃,2016,(11):55-59.DOI:10.13533/j.cnki.ldwc.2016.11.013.
[2]祝彦.“乡巴佬”将军——何应钦[J].百科知识,2006,(03):43-46.
[3]龙岳洲.何应钦为受降代表内幕[J].文史天地,2001,(08):46-49.
[4]银飞.民国元老何应钦沉浮录[J].湖北文史资料,1999,(03):11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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