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备拿下益州后，刘璋就注定了他的一生，刘璋的命运不过是三国历史中的一个过客。而刘璋的最终去向，竟然是东吴。
影视剧的刘璋
建安六年，刘璋正处于益州牧的关键时期。蜀地的政治动荡中，刘璋并没有优越的条件能安然治理这片土地。但他却在一次大胆的改革中，试图稳固自己的统治。
巴西郡、巴郡、巴东郡的重划，却是刘璋试图通过改变区域划分来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他不仅增强了对巴蜀各地的控制，也借此巩固了对地方豪强的打压，庞羲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庞羲是刘璋的旧友，担任巴西太守，专权至极。
庞羲掌握着实权，甚至能左右刘璋的决策。刘璋对庞羲的依赖，也为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地方豪强的崛起，是统治者走向衰败的标志。
刘璋虽有远见，却始终缺乏足够的政治魄力去化解内外的压力。
巴蜀一带虽有粮草充盈，地理上也处于有利位置，但他未能有效控制住地方的权力，在内政与外交上，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建安十三年，曹操发起了对荆州的征讨，刘璋作为西川的掌控者，虽然名义上是蜀汉的盟友，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不得不与曹操保持某种程度的外交往来。
曹操为此给予刘璋“振威将军”的封号和对其兄刘瑁的提拔，都是曹操试图将刘璋纳入自己的政治圈子的象征。
为了讨好曹操，他派出了中郎将阴溥，随带蜀兵三百、杂御物以示诚意。曹操接受了这一举措，并将张肃任命为广汉太守。
影视剧的曹操
曹操一方面给刘璋面子，另一方面却在操作中把刘璋从实际决策中边缘化了，刘璋心知肚明自己的处境。
刘璋又派遣了别驾张松前往曹操处，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与曹操的关系，曹操的态度转变让刘璋的期待破灭。
曹操此时已经统一了荆州，张松到达曹营后未得到应有的礼遇，反而被降职为“苏示县令”。刘璋的外交策略虽然努力寻求平衡，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信任与尊重。
曹操退兵，以及赤壁之战的失败，表面上让刘璋松了口气，但这却是一个双重的打击。曹操的失败加剧了他对蜀汉实力的忌惮，也让刘璋在权力的博弈中失去主动权的压力。
建安二十四年，东吴的孙权迎来了机会。孙权虽然在一系列的政治博弈中表现得非常谨慎，但面对刘备的逐渐崛起，东吴的策略逐步转向了扩张。
吕蒙与陆逊联合袭击了荆州，刘璋已经意识到局势的危机，刘备的东征使得西川的局势愈加紧张。
投降东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刘璋对自己失去控制的现实的一种妥协。
刘璋的投降意味着他终于从刘备的压力下解脱了出来，孙权通过接纳刘璋这一选择，完成了对益州的一部分控制。东吴对刘璋的接纳，反映了他对现状的不满与对未来的不安。
他的存在更多是为了充当一个“老牌权力”的象征，为了维护东吴与刘璋旧日关系的一种装饰性角色。
刘璋被任命为益州牧，居住在秭归，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东吴的手中。此时的刘璋虽然在名义上还保持一定的地位，却完全沦为东吴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棋子。
刘璋在东吴的生活远不像他在蜀汉时光鲜亮丽，尽管他是益州牧，但控制权完全落入孙权手中。刘璋从蜀地到达秭归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东吴的一个附庸，甚至是一个摆设。
影视剧的孙权
东吴并未把他当作一个有实权的盟友，只是借他的名号对外显示对益州的控制。
在秭归这片相对偏远的地区他依旧保有名号，孙权并没有赋予他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没有了蜀地的土地与兵力支持，刘璋变得尤为困难。
孙权并不急于在名义上废除刘璋，但他也并未给予刘璋足够的信任，刘璋早已从蜀汉的“益州牧”变成了东吴的“傀儡”。
有的说法是在夷陵之战前后，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何时去世。更有猜测认为刘璋并没有安享晚年，死于某种政治斗争，或者因为某种内部的阴谋。
东吴内部的权力斗争向来激烈，在孙权去世后权力的争夺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虽然刘璋在孙权的庇护下，拥有名义上的“益州牧”身份，但他的存在变得不再重要。
刘璋流亡东吴的生活，并没有过多的政治参与，孙权并没有让刘璋参与东吴的军事和政治事务。
曾经在益州的威风八面，这种落差既让刘璋心生不甘，又让他无可奈何。无论在益州还是在东吴，刘璋似乎都再没有回归真正权力中心的机会。
作为一个曾经的益州牧，刘璋并非因为任何卓越的政治智慧或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乱世中的无力感。
刘璋的软弱实际上源自当时益州复杂的内部局势，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去施展自己，被庞羲等人所控制，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巨大的历史变局中，个体的力量往往微不足道。刘璋的失败并非个人不幸，他不仅没有能够在权力的斗争中站稳脚跟，甚至连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基本能力都缺乏。
刘璋死于自然原因或年老体衰。他的死并未引起太大的轰动，也没有对三国局势产生任何直接影响。
他的选择走向东吴，虽然是一个在当时看来较为明智的决定，却依然没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刘璋并未像刘备那样建立一番基业，也不像曹操或孙权那样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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