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我们四人拿着面袋偷偷来到刘屯大队那块菜地时，太阳刚刚升起。
一望无际的绿，看着挺美，实际情况却很不理想。
十几亩的黄瓜、西红柿，已被摘走大半，剩下的都是些青的西红柿和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黄瓜。
尽管如此，这些东西也显得非常珍贵。
往常，大队有专门“护秋”的民兵，民兵手里还有枪。
可是，一场大地震下来，整个社会秩序都乱套了，大队治保主任连自己活着都费劲，哪有心思管地里的菜？
于是，几天之内，菜就被偷走了大半。
蹲在地上，啃了两个青西红柿，又咬了几根小黄瓜，感觉胃里充实了，便往面袋里摘菜。
“谁——”远处突然传来几声叫喊。
没等反应过来，就是两声砰砰地枪响，吓得我们赶紧趴在地上。
偏偏这时，脚下却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地震——”二宝吓的大叫。
那一瞬间，西北方向的大地和地面上附着的绿色、土色、废墟，海浪一样泛起波涛。
“趴下——”不知是谁的喊声。
想抓牢一棵西红柿秧，此时脚下的土地却正是“波峰”，我嗖地颠了起来。
落下时，地面竟像棉被一样柔软。
除了天空，所有的一切都在起伏、摇晃。
远远望去，“波峰”足有平房房顶那么高。村庄、道路、树木，像海浪中的船只、漂浮物，一起随波逐流。
波峰、波谷更替间，几公里外的一座40米高水塔，醉汉一样慢悠悠倒下，腾起一大片烟尘。
更远处，是大片大片的绿色。这些大地上的波涛，和海面上的太像了，连颜色都一模一样。
又是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民兵慌乱中手指不小心扣到扳机，余震改变了子弹方向，差点击中我右太阳穴。
震波平息，我们四人被三个持枪的民兵包围。
“胆子忒大啊，正找偷菜的呢，原来是你们，”为首的一个瘦高个儿喊道。
“老实交待，你们是哪的？”瘦高个揪住我衣领。
“陶瓷厂的。”
“陶瓷厂工人还偷东西，不怕给工人阶级丢脸？”
“我们这不是偷。”
“不是偷？那地里的菜都是咋丢的？”
“我们给救灾的解放军摘菜。”
“扯的旗号不小啊！”
“不信拉倒！”
“少废话，上大队部。”
我们四人被民兵们押到一个帐篷里。
审我们的是刘屯大队治保主任，姓张，五十多岁，看起来有点面熟，一聊，原来他去过陶瓷厂，我们见过面。
我简单地讲了“钢八连”的事迹，引起了张主任的重视：
“这样吧，咱们一块去，先到地里摘菜，再给解放军送去。”
到上午十点，连黄瓜带西红柿，摘了满满一排子车，由我推着，三个民兵抢枪“保镖”，送到了八连。
连长去了团部，副连长说啥也不肯要，说部队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张主任说：“解放军救了我们这么多人，吃两根黄瓜的解解渴，算啥!”
副连长脸憋得通红，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不能收。
我说：“战士们这几天很辛苦，再说，菜是大队的，不是老百姓个人的，等你们团部发了菜，再还我们也行。”
一行七人，你一句，我一句，副连长终于把黄瓜、西红柿分给了战士。
看着他们吃东西时眼里泛起的光，我心里一阵得意。
那几天，还是缺水。
不知是谁，砸开了街区战备防空洞。防空洞有一百多米长，宽和高各两米，由红砖垒成，洞顶上能看到生锈的钢筋。
可能是因为地震原因，顶棚和墙壁上渗出了水，很多地方水足有十公分高，能淹没脚掌。
人们拿着各种器皿去打水，还有很多远处的居民闻风而来，骑着自行车，后车架上横着两只水桶，装满后小心翼翼的推走。
我所在的居委会叫韩家后街建设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倒了，很多没了劳动力的家庭，根本没能力搭防震棚。
战士们看在眼里，仅用两天时间就建好一个四合院形状的防震棚组合，大家亲切地叫它“八一向阳大院”。
后来，这件事被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知道了，他们和唐山抗震指挥部的领导一起来这里考察，第二天就作为样板在市区推广。
我搭车去了北京，穿一身外地捐助的衣服。胸前戴一枚“唐山基干民兵”胸章，在天安门前照了张相片。
所有这些都要感谢我在北京电力部门的一个亲戚。
当时，这个亲戚是电力部门的一位领导，他不能亲自到唐山来，专门委托一位来唐进行电力抢修的同事打听我家情况。
我和这位同志说，我们一家是个大家族，一共六十多口人，死了15口，都有谁谁谁。
他说：“听你这么说，我还是转达不清楚，干脆这样吧，今晚，我们有辆卡车回北京，你搭车去，把情况说清楚。”
当时，电力抢修指挥部在后来建的河北一号小区附近，那里是一片庄稼地，搭起很多帐篷。
我跟着这位同志来到指挥部。地震都过去半个月了，我是第一次用筷子吃饭。
经这位同志介绍，晚上，我将和一位姓李的同志一起去北京，大家都叫他李指挥。
李指挥说：“我们一前一后两辆车去北京，卡车里太挤，你坐我的车，顺便一起聊聊情况。”
就这样，我坐上了李指挥的212吉普车。
原本，我是坐在前排的，后来，李指挥说：“你扭头和我说话太累，坐后排来吧。”
一路上，他一直和我聊唐山的所见所闻。我把震后在市区所见到的，后来去迁安耳闻目睹的，返回市区经历过的，原原本本向他一一作了介绍。
李指挥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问一些详细情况。
当晚，我住在了北京供电局招待所，第二天，去永定门外的亲戚家说完情况，在天安门绕了一圈。
感觉这位李指挥和蔼、可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一次看新闻，突然间觉得电视上的一位大领导很眼熟。
我和妻子说起十多年前和这位李指挥去北京的事。
妻子听罢，高呼：“乖乖，这位就是李鹏总理，当时和你一起去北京时，就是北京电力局一把手啦……”
（待续）
（注：本文主人公刘艺文，男，1955年生，唐山陶瓷厂工人，后为该厂第一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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