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并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才宣告破产。
在这长达14年的统治中，日本不仅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更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成为日本控制伪满洲国的关键工具。
日本对伪满洲国教育的控制严格且不遗余力，带有浓厚的殖民教育色彩，旨在培养“合格”的伪满洲国民。
这种奴化教育本质上是对社会记忆的建构与改写。
满日伪史论
中日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日本的态度，这关系到民众能否接受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权，以及是否会被驯化。
因此，伪满洲国政府需要对中日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的解释，并构建一个能为日本和伪满洲国国民所接受的记忆框架。
在对伪满洲国历史的叙述中，作为当时伪满洲国教科书的《满洲建国溯源史略》特意提及不同时期“满洲”与日本的交往情况。
例如，书中提到渤海国时期“日渤两国人民，相互往来，迄至醍醐天皇之延长末年，为最后入贡。此间月亘二百余年，持续亲善关系。”
借此用历史来证明日满自古便是十分亲善的。
书中还写道：“（肃慎系和高勾丽一系）与日本民族同样，隶属通古斯种，皆均与汉人种全然相异之民族。”
通过人种起源的论述，伪满洲国政府试图说明日满同根同源，以此离间满汉之间的亲密关系，拉近日本与“满洲”的关系。
既然日本自古以来便与满洲关系密切，那么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本文通过两个代表性问题来阐明日本对中日矛盾的重构。
关于中日“二十一条”问题
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国耻，使中日间的矛盾激化。
但在日本人看来，“二十一条”是维护日本正当权益之举，其正义性不容置疑。
他们认为条约的内容没有一条是不合理的。
《满蒙形势之严重化与实力发动》对“二十一条”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作者认为，条约中的规定如山东事件的条款，是在青岛战争后日德协定的基础上希望征得的承认，“因山东交还终了，既已全部消灭” 。
关于南满洲及东蒙古事件的条款，日本认为“满洲为日本的特殊地域。现在因有日本的势力，日本的投资，日本的军队，故能免除中国本部走马灯似的兵乱，而成为过去二十年绝对安全的乐土”。
而且日本对满洲的帮助使得其在满洲的特权显得十分合理。
以下是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简述：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第五号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
在日本的解释中，这些条约签订的过程虽然涉及强硬的手段，但日本认为这些手段是为了配合中国政治家的为政手段。
总之，日本认为其要求是符合国际普遍通义的，应当予以承认。
九一八事变叙述：颠倒黑白
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是中日间的直接暴力冲突。
在伪满洲国的教科书中，九一八事变被解释为“张学良的势力既盛，乃肆意蹂躏日本的权益，妨碍日本人的发展。终于因他纵令部下军队，爆破柳条湖附近的南满洲铁道，激起满洲事变，结果，张学良被日本军队逐出了满洲” 。
日本采用了归咎的手段，将事变的直接原因归咎于张学良势力的挑衅，日本为了保卫铁道，愤然出兵；
将根本原因归咎于“满洲”对日本的排外，认为这已经侵犯了日本的权益。
日本的叙述框架强调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合法且应当得到保护，为了归咎于张学良，还大肆渲染张学良在东北的种种不良行径，夸大其对东北的危害。
历史由胜者书写，日本在对张学良的战争中获胜，便掌握了对东北的话语权。
丑化中国，否定中国
近代以来中日产生了种种矛盾，日本认为这些矛盾并非源于其侵略，而是另有原因。
日本频频强调当时中国之乱，丑化中国。
《满蒙形势之严重化与实力发动》一文写道：“中国原本便不是个国家:没有明白的国界，宪法也没有，统一政府也没有，公正的司法也没有;对于外国，竟以横行无忌为常套，视国际信义及国际条约为不足介议” 。
因中国乱，日本便需要维护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日本认为这些合法权益的获得是有国际信义与国际条约为依据的。
由于中国的混乱与分裂，需要强势力量来结束这个局面，日本自认为是这个角色。
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被中国和国际社会误解了。
在日本看来，中日之间的矛盾也有一些“罪魁祸首”，如中国的职业政治家。
日本认为中国的职业政治家通过宣传排日运动来获得支持，这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手段。
例如，《满蒙形势之严重化与实力发动》写道：“明治时代的日本，因为要巩固新国家的基础，就贯注全力于内部的建设与完成。但是革命中国的政客，却忌避内政的改善，司法、行政，无一不是乱七八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招牌虽是很好，毕竟比游戏的玩具还不如。”
日本通过这样的叙述，将自己从侵略者转变为受害者，将矛盾归咎于中国的少数官员。
这种叙述框架既推卸了责任，又不激怒中国民众，正是日本需要的叙述。
日本通过对伪满洲国历史的重构与解释，将中日矛盾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内部的混乱和少数政治家，塑造日本在“满洲”的特权为合法且正当的形象。
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解释和归咎，伪满洲国政府试图在中日关系中为日本取得有利地位，借此驯化民众，确保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统治。
这种洗脑策略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也在心理层面上影响了伪满洲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和认知。
奴化治理
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中不遗余力，既出兵占领东北领土，又组织建立政权，还安排日本人担任伪满洲国的要职，参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在伪满洲国的治理下，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他们的影响渗透到伪满洲国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确保伪满洲国的民众接受并支持日本的统治，日本着力塑造自身的角色。
根据《满洲建国读本》，日本定位为满洲的“促成者”、“秩序的维护者”和“发展的协助者”。
书中强调：“若无日本，满洲必成为各民族交哄之战场...唯以日本之力满洲始得平和，唯以日本之力，满洲始得保持秩序，唯以日本之力，满洲始得开发富源...” 这种叙述将日本描绘成满洲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日本进一步宣称，其在满洲的行为是出于“维护东亚和平”的崇高目标，而非侵略。
日本通过强调自身的牺牲和对满洲的贡献来否认其侵略者的身份，声称“日本国暂弃日本一国之厉害于不顾，对于一切东亚新秩序之安定，由深远之理想着手，而敢若大牺牲者也。”
在日本的叙述框架中，日满关系被描绘为“唇齿相依”。
日本强调，两国的崇高追求和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日满合作是实现共同繁荣的途径。
日本认为，由于其土地狭小且资源有限，满洲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补充。
尽管这些论述试图合理化日本的军事存在，实质上，日本的军队是为了保护其侵略的利益。
伪满洲国政府不断强调日本的积极作用，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塑造日本的正面形象：
1.建立了新的秩序：
日本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结束混乱状态，实现“五族共荣”的理想。
从出兵东北到建立伪满洲国，日本宣称其驱逐了军阀，帮助清朝皇帝复位，并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声称这些行动对满洲的稳定贡献巨大。
然而，事实是，日本完全掌握了伪满洲国的权力。
2.开展商业活动：
日本人声称，通过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和移民开垦土地，他们帮助促进了满洲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尽管这些活动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其主要受益者是日本人，而非满洲当地居民。
3. 亚洲屏障：
日本强调，其在满洲的军事存在是为了防止英美等国的侵略。
日本认为，满洲的独立必须由日本来保护，否则将被欧美列强吞并。通过强调欧美国家的侵略历史，日本试图合理化其在满洲的军事行动。
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构，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了一系列洗脑策略，旨在改变当地民众对日本的看法。
伪满洲国的官方叙述框架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转变为对伪满洲国的贡献，强调日本的“帮助”和“保护”。
在学校教育中，这些内容被反复灌输给学生，形成一种对日本感恩戴德的意识形态。
日本在伪满洲国通过对自身角色的重塑和对历史的篡改，试图将其侵略行为合理化，塑造成一个和平维护者和发展促进者的形象。
这种洗脑运动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伪满洲国民众思想的深度控制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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