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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寄至中纪委，指控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甚至以权谋私。举报信内容详细，言之凿凿，还特别强调李宏塔凭借其祖父李大钊的名望谋取私利。消息一出，引发轩然大波：一位革命先烈的后代竟然沦为“贪官”？

为民让房，自己却住狭小福利房

李宏塔从1987年进入安徽省民政厅工作起，就与“房子”打了多年交道。他负责过四次大规模的分房工作，经他手分出去的房子超过200套，但自己却始终没有在名单上出现过一次。在他看来，住房问题是当时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难题，越是困难的家庭，越需要优先满足需求。

最初，他一家三口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中，这间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单位分配的旧房，房龄已超过十年。房子的格局狭小，过道仅能摆下一张餐桌，屋内的家具也陈旧不堪。然而，对这位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来说，这样的居住环境并没有妨碍他的日常工作。

每次遇到分房，他的名字都会被自己主动划掉，理由简单——把机会留给住房更困难的同事和群众。1998年是李宏塔在分房问题上最难抉择的一年。当时正值单位进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这是他多年工作的最后机会。

很多同事劝他，作为主持分房工作的负责人，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自己争取一套更好的房子。然而，他的坚持从未改变。看到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和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妻急需房屋，李宏塔决定再次放弃自己的分房资格，将机会让给他们。

同年，李宏塔的妻子忍不住劝他，“这么多年一直让，哪怕这一次给家里换套大一点的房子？”李宏塔却将最后的机会让给了年轻同事。他的同事和家人对此感到惋惜，但却也佩服他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

直到2000年，看到李宏塔一家还挤在那套狭窄的房子里，上级部门终于主动分配了一套20平方米的小套间给他。当时，他推辞了很久，甚至以“现有住房还够用”为由试图拒绝，但组织的反复劝说让他最终妥协。

即使如此，他也将这套房子留给了儿子结婚使用，自己仍和妻子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在安徽省民政厅的同事中，李宏塔的“让房”之举一直是令人敬佩的佳话。他不但将自己的分房机会一次次让出，连每次组织安排的调换房屋机会也拒绝。

他认为自己现有的条件已经够用了，而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才是真正应该优先得到支持的人。这种“先群众后干部”的做法，成为他多年工作的一个缩影。

拒绝升迁，“为民做事最重要”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本有机会迎来仕途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当时，组织决定提拔他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升迁良机。然而，在征求意见时，李宏塔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向组织提出留在更贴近群众的岗位。

“民政工作直接面向困难群众，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部门。”李宏塔深知这个岗位的价值。他主动放弃了原本更具权威和影响力的职务选择，留在了安徽省民政厅。这一决定，也为他此后18年的民政工作奠定了基础。

进入民政系统后，他立即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从退伍军人安置到优抚对象的生活保障，从救灾物资的发放到农村低保的推行，民政厅的每一项工作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琐碎且繁重。

李宏塔没有因为职责复杂就有所懈怠，相反，他总是亲力亲为，用行动表明了“为民做事”的决心。安徽多水灾，当地的救灾工作尤为重要。1998年长江洪水暴发时，李宏塔带队到重灾区督查工作，他从未将责任仅停留在纸面上。

他要求实地调研，不依赖汇报材料，而是直接走访受灾群众、察看安置点。他曾深入沿江地带，发现部分群众因受灾被迫睡在高温的大坝上，而临时搭建的帐篷内也热浪滚滚，难以忍受。李宏塔当即联系当地政府，动员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供群众临时避暑安置。

数天内，大批受灾群众终于搬进了更为舒适的临时住所。多年来，民政系统的工作让李宏塔发现，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往往需要更灵活的应对。他提出“反向工作法”，要求干部在发现问题时直接到基层核查并当场解决。

为了确保救灾粮油发放无误，他常常亲自翻看老乡的粮袋和储物箱，逐一核对数量和质量是否达标。如果发现不合规定的地方，他会立即处理，并与相关单位沟通落实。与普通官员不同，李宏塔的工作方式“接地气”却不落俗套。

他坚持不搞形式主义，从不打招呼地走访乡村，这样的“意外”总能让基层干部和群众直面问题。有一次，他在走访时发现，某村的低保政策执行与规定明显不符。他当场联系相关人员，指出问题，并督促纠正。

在这样的岗位上，李宏塔更看重“办实事”而非“谋前程”。18年来，他坚守民政系统，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群众，脚步遍布安徽的乡村和街头。他没有选择一条更轻松、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道路，而是扎根最基层的岗位，始终围绕百姓的实际需求开展工作。

这次拒绝升迁，成就了李宏塔在民政领域的贡献。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始终围绕“为民”的初衷，展现了一个基层干部最朴实无华的担当。

家风传承，清廉朴素一以贯之

他的祖父李大钊在北洋时期，。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每月的收入在当时是可观的，但李大钊却几乎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事业以及救助穷苦学子。据传，当时学生找他借钱，李大钊常常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甚至发薪水时领回一把欠条。

蔡元培校长还专门吩咐财务人员预扣部分薪资给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以避免家庭陷入困境。1927年李大钊壮烈牺牲后，其家中仅余一块银元，生活条件可见一斑。在这样严以律己的家风熏陶下，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

解放后，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但他从未为个人谋求特殊待遇。几十年如一日，他和家人依然住在老旧的分配房中。晚年的李葆华甚至拒绝组织上安排的住房调换，坚持住在20世纪70年代的旧楼房内，直到去世。

这一家风延续到了李宏塔的身上。进入民政系统后，他始终秉承清廉朴素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民政厅的分房工作掀起了一阵热潮，但李宏塔却从未在分房名单中出现过。无论是住房、福利，还是工作条件，他始终将资源优先让给其他更需要的同事。

他家中8平方米的过道既是餐厅也是会客厅，家具破旧，唯一的“现代化家电”是一台老式风扇，其他设备几乎没有。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结婚时，婚礼简朴而庄重。单位同事来参加婚礼时，按照礼节送上了红包，李宏塔一一收下，并记录下金额。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婚礼结束后，他立即将红包逐一退回，毫不拖延。同事们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家风传统，李家对子女的教育向来严格，从不接受超出礼节的馈赠，也不为任何家庭事务寻求特殊照顾。

脚踏实地，骑坏4辆自行车

在安徽省民政厅工作的18年里，李宏塔的出行方式一直是同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一名厅级干部，他上下班的工具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从他调任民政厅开始到2003年，他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破了5件雨衣和7双胶鞋。

1987年，刚到民政厅任职的李宏塔便谢绝了组织为他配车的安排。根据规定，他完全可以使用公车上下班，但他坚持骑自行车，理由很直接：骑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更贴近群众。民政厅离他家不远，骑车也方便。就这样，他用行动展现了自己一贯的简朴和实干作风。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是晴天还是雨雪，他的自行车几乎成为了他每天的“同伴”。早高峰时分，安徽合肥的街头，总有人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顶着风雨穿梭在人流和车流之间，骑着一辆看似普通的自行车，背着公文包，从容地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赶往民政厅。

有一次，一位同事发现李宏塔步行来上班，便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骑车。他坦言，自己的车头天晚上停在楼下，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被弄错推走了。这件事传开后，同事们都劝他不如用公车，方便又安全，但他依旧坚持骑自行车。

他说，自己的骑行习惯并不是在展示什么，而是自己适应的生活方式，更不会因此影响其他人的工作安排。

在一些特别场合，李宏塔不得不使用公车，比如去远郊调研或者参加重要会议时。可他对公车的使用严格有度，只有万不得已才会例外。他认为，基层民政工作需要深入乡村和社区，使用便捷且符合实际需求的出行方式，才能确保工作高效推进。

2003年，由于年龄增大和身体原因，他最终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这一决定让身边人颇感意外，大家调侃他终于“与时俱进”了。但即便换了电动车，李宏塔依然保持一贯的简朴风格，没有过多的装备和装饰，依旧是省民政厅员工中最节俭的一位领导。

下乡调研时，李宏塔的骑行方式也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常常选择在村镇间骑行走访，找到那些普通百姓，用最直接的方式倾听他们的诉求。有一次在低保核查中，他骑车走访了多个村户，还亲自翻看了农民的粮袋和储物箱，确保补助款和救济物资全部落实到位。

举报“污名”，却成“清官”典范

2005年，一封匿名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信中详细列举了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的多项“问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挪用资金、以权谋私等，甚至称他借助祖父李大钊的名望为自己牟利。

举报内容直指核心，言辞犀利，组织决定迅速展开调查。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举报信中的内容却一个都站不住脚，李宏塔的“清廉本色”反而在这一过程中被全面展现出来。

调查组抵达安徽后，从民政厅的工作人员到李宏塔的邻居，再到基层百姓，取证范围相当广泛。首先，调查人员来到李宏塔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一家三口挤在50平方米的福利房里，家具陈旧简陋，房间里唯一像样的电器是一台老旧的风扇。

过道狭窄，仅能摆下一张木制餐桌作为用餐和会客的场地，与一位厅级干部的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接着，调查组调阅了李宏塔多年的财产记录，试图找到举报中提到的“巨额不明来源资金”的蛛丝马迹。

然而，他们发现他的收入来源完全合规，甚至在退休时存折上的余额还不到一万元。工作人员还提到，他工作期间捐款的次数远多于个人消费。比如，在“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中，李宏塔总是带头捐款，无论金额还是次数都遥遥领先，成为单位的“捐赠常客”。

在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交流中，调查组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李宏塔工作方式的细节。他坚持“不打招呼”下乡，直接走进村民家中调研，曾连续几天骑车走访多个村镇，检查扶贫物资的发放情况。一次，他还从老乡家带回霉变的大米作为样本，亲自查明发放环节的纰漏并责令整改。

这些行为与举报内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举报信中提到他“滥用职权为家人谋利”，而事实却是他将组织为他补贴的小套房分给了儿子婚用，自己仍住在破旧的福利房中长达16年。调查期间，许多同事还主动提到，李宏塔任职期间主持分配的200多套房，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一套。

他甚至在最后一次分房中，选择将机会让给需要的同事。他骑坏4辆自行车的故事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趣闻，而更多人则对他自掏腰包帮助困难群众的事迹感到敬佩。有人形容他“拿着厅长的工资，却过着普通百姓的日子”。

最终，调查组查明，举报信中的内容纯属捏造，并无任何事实依据。这次“乌龙举报”非但没有影响李宏塔的清誉，反而让他的清廉作风被广泛宣传。同年，《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了长篇报道，用整整一版篇幅讲述了李宏塔的事迹，展现了他身上所传承的红色家风和廉洁信念。

参考资料：

屢遭舉報的李大釗後代 新华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