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鸦片战争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话说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6月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之后，英国方面对于是否要对中国动武尚存在争议，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中英贸易也还在正常进行。但是，英国驻华的商务监督义律却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挑起两国争端，促成英国对华发动战争。因此，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季开始，义律就调集所有他能调动的武装船只和人员在珠江口外海集结，准备寻找机会发起挑衅。
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英国水手首先在尖沙咀地区（今属香港）上岸寻衅，打死了当地村民林维喜。林则徐闻讯，要求义律将凶手交给清朝方面处置，但被义律拒绝。林则徐随即下令断绝对英船的淡水和粮食供应。义律对中方多次施压均被拒绝，到了9月4日，英方对中方提出最后通牒再次被拒绝，于是义律调集数艘武装商船，以五级巡航舰“窝拉疑号”压阵，对停泊于九龙（今属香港）海面的清军水师发起了突然袭击。清军水师参将赖恩爵不待上峰命令，果断下令还击。广东水师官兵同仇敌忾，奋勇作战，毙伤英军多人。而义律手中的王牌——“窝拉疑号”又因海上突然停风，失去动力，无法参战，最终遭到痛击的英军不得不败退下来。中英交锋，中方首战告捷！这次战斗中国水师的英勇表现，让参战的英军心有余悸。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中国人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九龙海战之后，中英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义律一面借此次冲突向英国国内传递消息，企图促成开战，另一方面继续调集武装力量，准备再次挑衅。当时，林则徐要求来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只要签下保证书，保证今后来华不再夹带鸦片，就可以正常入港交易。义律认为这是对英国的侮辱，于是率领战舰在珠江口游弋，阻止英国商船入港交易，这引起了英国商人们的不满。一些英国商人不顾义律的阻挠，遵照中方的要求，签下保证书，将船开入广州港进行贸易。这让义律大为恼火，决心杀鸡儆猴。道光十九年（1839年）11月3日，九龙海战之后两个月，义律又率领“窝拉疑号”和新调集的“海阿新号”两艘战舰窜到穿鼻海面，对准备进入珠江口的英国商船“皇家撒克逊号”进行拦截，正在穿鼻海面巡逻的广东水师正准备保护英国商船入口，义律突然下令开火，于是英方又一次发动了突然袭击，中英穿鼻海战打响了。
11月3日，虎门附近的穿鼻洋，中英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英方的参战兵力为一艘28门炮的六等巡防舰窝拉疑号和一艘三桅18门炮的小型风帆炮舰风信子号，而中方的参战兵力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16艘帆船和13艘火船，一共是29艘战船。中国的战船数量几乎是英国的战船数量的15倍。
但是，中国战船上的加农炮都是固定的，以至于瞄得都太高，根本就打不中英舰的舰身。然而，英舰上的炮弹却是一打一个准，在击沉四艘中国战船后，其他的中国战船纷纷逃窜。
穿鼻之战结束后，林则徐上奏道光帝：“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鼻头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又奏升水师提标在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轰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
那么究竟有多“夷人”落海呢？“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
久居深宫的道光帝看了林则徐的奏折，龙颜大悦，朱批：可嘉之至。
然而，道光帝并不知道，穿鼻之战的真相是，中方共有15人死亡，30多人受伤，1艘帆船和3艘火船沉没，而英方只有一个士兵受伤。
由此可见，林则徐在忽悠道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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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中英双方还各种小摩擦不断，虽然中方屡战屡败，但是在林则徐的奏报中却变成了“七战七捷”。道光帝在虚假捷报的鼓舞下，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它再度激化了中英冲突。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的英国议会上，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国正式宣战。
林则徐这样浓眉大眼的人物尚且谎报军情，夸大战绩，“扭亏为盈"，就更不要说清政府其他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员了。
本来，在战争中，无论古今中外，虚报战绩都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在一场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绩都是虚报的，那就十分可怕了。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向道光帝奏报虚假战绩，把现实中一个个惨败的结局变为一个个在奏章上大胜的捷报。这些官员们都不约而同，集体忽悠了道光帝，以至于道光帝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步错就步步错，让道光帝对战争产生了莫名的自信。
著名英国史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在《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中评价当时的中国人：“不但善于篡改历史，而且擅长捏造眼前的事情，他们向皇上报告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许多英国人，而且击沉多艘英国船只。在这场冲突中，皇帝的许多错误决策并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基于错误的情报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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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能简单地将道光帝看作是被群臣欺骗的受害人，从而为道光帝开脱相应的责任。因为要知道这么一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清军中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假的风气？很简单，因为皇帝喜欢听捷报，喜欢听溢美之辞，听高兴了就会升官发财。如果说的都是皇帝不喜欢听的话，即使说的是真相，皇帝也会让其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林则徐的遭遇，他虽然一开始谎报军情，虚传捷报，但是他在后来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告知道光帝中英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巨大的真相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24日林则徐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的奏折中指出，自己建的船炮是必须之物，只要增强国防力量，才能对抗船坚炮利的入侵者，建议用关税的十分之一来制造炮船。
林则徐已经告知道光帝英国“船坚炮利”的事实了。然而，道光帝的答复是：“汝云英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欲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结果，林则徐被革去两广总督一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
琦善
直隶总督琦善跟林则徐一样，都是禁烟方面的得力干将——他曾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他也曾据实奏告道光帝，“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琦善到广州后，亲身考察林则徐的战备情况，再询问林则徐的破敌之策。林则徐有很多战法，但是基本上都是用锁链封锁江面、火烧连环计之类的古老战法。
琦善心生疑惑，他分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
琦善的怀疑没有错，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清军完败。清军阵亡军官8人，士兵279人，受伤军官35人，士兵428名，另军官1人，士兵4名战后不治而亡，总计损失744人，而英军只有38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搜查过程中误中一个弹药库引起爆炸造成的。
虎门之战让琦善彻底明白在这场中世纪军队与现代化军队的对抗中，前者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性。
为了尽量避免更大的损失，中国应该努力于外交，做暂时的妥协退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
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并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是这个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道光帝的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然而，道光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道光帝决定重新集结军队，再度开战。再度开战的结果，就是一败再败，败得惨不忍睹。
与后来签订的《南京条约》相比，不得不说，琦善有“自知之明”，他所约订的《穿鼻草约》已是晚清损失最小的条约，蒋廷黻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林则徐和琦善是当时清政府中少有的认识到中西方军事差距的封疆大吏，那时候甚至有些官员认为英国人肯定会惨败——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弓箭。
林则徐和琦善不但有超过其他官员的见识，而且还都曾选择了向道光帝奏报中英双方巨大军事落差的真相，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是道光帝的选择性失明，让他们双双被革职查办，一个发配新疆，一个全家被抄。
茅海建教授曾评价这段历史，“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谴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捏慌。”
相反，那些一直谎报军情的官员，却基本上仕途平稳。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台湾地方政府在奏折中就把两艘触礁搁浅的英国军舰“内布达号”和“安号”称做是被清军击沉的，不出所料，这份奏折让当地官员们得到了道光帝的奖赏。
即使后来闽浙总督怡良赴台调查，发现“两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沉，并无与之接仗计诱如该道所奏者”，建议道光帝将二人“或饬部从重治罪，或解部审办”。道光帝据奏，断定台湾镇道欺饰冒功，辜负皇恩，自取罪戾，乃命将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审办，并追回鸡笼、大安两次保奏文武员弁之封赏。
可是后来呢，咸丰帝即位后，姚莹再次被起用，任湖北武昌盐法道，升广西按察使，署湖南按察使，咸丰三年（1853年）卒于任内。达洪阿则于咸丰四年（1854年）被重新起用，调往河北阜城与太平军对抗，后来在战役中阵亡。
有鉴于此，清政府的官员们都学会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智慧”，毕竟事实真相没有乌纱帽重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使一时谎言被揭穿，以后也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姚莹那样。
萧致治教授曾在《鸦片战争史》中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诸如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统治者的自大与欺蒙，前线文官武将的“爱钱”与“惜死”等，都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统治者因为被官员欺蒙，所以自大，官员因为统治者的自大，所以只能欺蒙。统治者与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上下蒙蔽的怪圈。
就这样，道光帝与清政府的官员们，一个个闭目塞听，一个个坐井观天，听不得事实的真相，接受不了自己不如人的现实。这导致有责任心的官员最后也不敢再吐露真言，林则徐在流放途中，给友人写信，认真反思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曾经意气风发的林则徐还特意叮嘱两位友人不要把信件内容传播出去：“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琦善后来被宽赦，担任驻藏大臣。但是他始终没有建言清政府需要向西方学习，也没有变革中国现状的任何打算，就这样他终于可以平平稳稳地混到了生命的终点。
无责任心和无知的官员靠谎言来赢得政绩，有责任心和有知的官员靠闭嘴来保全性命。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道光帝等清廷官员不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依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世界中，这样的自我欺骗，如何能够知耻而后勇？
据说，道光帝在听到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后，率领皇室成员，跪拜于紫禁城左侧的太庙向祖宗叩首请罪、嚎啕大哭，悲愤不能自己。可是，嚎啕大哭之后，道光帝有没有反思过为何官员们都说对英战事很顺利，可是最后却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样的结局？大清帝国在体制上是否需要整改？大清帝国是否要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清政府一切照旧，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到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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