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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场的晋升之路，就像一场残酷的长跑比赛。
大多数人只能按部就班，熬资历、攒政绩，等着那有限的几个名额轮到自己。
在清代的官场，也有过一些“火箭式升迁”的故事，比如正七品的知县越过几级，一跃成为从四品的知府。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确实发生过。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切是怎么可能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级升迁？清代的官场规则一向以稳妥、按部就班著称。
知县升知州、知州升同知，一级一级爬，似乎是天经地义。
规则的背后，总有例外。
尤其是那些被评为“卓异”的知县，往往成了故事的主角。
卓异，是清代对地方官员的最高评价，但要获得这个评价可不容易。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只有极少数人能赢的“大奖赛”。
在清代，地方官每三年会有一次大考核，称为“大计”。
大计评定分为一等卓异、二等称职、三等平庸，还有不入流的降级处理。
卓异的名额少得可怜，全国每省每次平均也就四五个。
除了任满三年外，想拿这个称号还得满足一堆苛刻条件管辖区域不能有大案、钱粮收支得清清楚楚、地方百姓安居乐业，甚至连仓库的粮食都不能短斤少两。
稍有差池，你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那份卓异名单上。
但即便如此，拿到卓异的知县，接下来的仕途也并非一片坦途。
多数人只能“平调”到更重要的知县岗位，少能按规矩升一两级，比如从知县升到知州，或者再多一步成为通判。
故事的转折点就在于那些极少数被越级提拔的官员，他们的经历堪称传奇。
雍正四年，广东新宁知县姜朝俊成为了这样的幸运儿。
他被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举荐为卓异，并上奏朝廷。
吏部核实后，将他带到皇帝面前引见。
结果，雍正皇帝竟然直接下旨准其卓异，任命为知府。
这一决定让人颇为意外，因为姜朝俊越级的幅度太大了——从正七品的芝麻官，直接跨越了两个品级，成了从四品的知府。
类似的案例还有。
广西崇善知县周梦锦也是在雍正四年被举为卓异后，直接被任命为湖广安陆府知府。
而雍正十一年，山西平遥知县叶士宽也在被评卓异后，越过散州知州、直隶州知州的台阶，直接升任浙江绍兴府知府。
这些例子看似偶然，但背后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所有能越级提拔的知县，都有一个共同点——政绩极为突出。
他们不仅满足了卓异的基本条件，还往往在某些领域表现得尤为抢眼，比如治理地方、平定民乱、兴修水利等。
这些事皇帝看在眼里，自然会觉得他们值得被破格提拔。
地方督抚的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地方督抚的权力很大，他们是朝廷与地方的桥梁。
当一位知县的表现让督抚觉得“惊艳”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位官员举荐给吏部。
而吏部的考核，也不是单凭一纸推荐，而是要看实际的政绩记录和地方民众的评价。
这些层层把关，确保了卓异评定的权威性。
越级提拔的背后，也离不开皇帝的个人意志。
雍正皇帝以严谨著称，他制定了许多官场规矩，但在破例提拔人才这件事上，态度却很明确只要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就不能拘泥于常规。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越级提拔，实际上是雍正皇帝大力倡导“用人唯才”的结果。
但这种破例提拔也有一个限度，那就是到了乾隆年间，越级升迁的故事几乎销声匿迹。
乾隆皇帝更加注重制度的稳定性，随意破格提拔的情况很少再发生。
越级提拔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荣光，它其实还反映了清代官场的某些现实问题。
知县这个职位虽然品级低，但实权很大，直接管辖一方百姓。
清代对知县的考核极为严格。
越级提拔，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激励地方官员努力工作。
有人说，清代的官场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体系，而那些卓异知县的越级升迁，就像一块被激起的浪花，转瞬即逝，却令人印象深刻。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规则之外，往往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和灵活性。
而正是这些例外，让历史多了一点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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