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通过上书直接向皇帝提出自己见解、展示自身才华，一旦得到皇帝赏识便能够入仕为官，从而实现身份转变。
不同于孝廉、贤良方正及任子等选官方式的被动等待，上书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入仕方式。安作璋先生在《汉代的选官制度》中称“这上书是皇帝征召、毛遂自荐、审查录用三者结合的一种选官办法。”
仝晰纲教授在《汉代的上书拜官制度》中也说“上书拜官集自荐、录用于一体，是汉代选官的主要形式。”
袁礼华教授在《论汉代的上书拜官》中评价其“不受身份限制，无贫富贵贱歧视，人人皆可诣阙上书、自我展示才华供最高统治者选拔录用的上书拜官制，无疑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柳暗花明的机遇。”
上书制度高帝时期已有，而且有专门负责的机构——公车，士人百姓要上书需要先将书文交至公车，再由公车将其转呈给皇帝。
在汉初齐鲁士人奏议中，就有多篇属于上书类，如娄敬《上书高祖迁都关中》、公孙臣《上文帝书》、邹阳《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等，他们在汉初狭窄的入仕途径中仍然通过上书言志，积极参与汉初的政治活动。
高帝至景帝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途径，是对高帝至景帝时期有奏议留存士人入仕途径的统计，在今收集到高帝至景帝时期有奏议留存的九人中，除淳于意入仕途径不详外，有两人是通过上书途径得到了任用——娄敬、公孙臣。
娄敬最初只是一名戍卒，由于上书进献定都关中的建议才被高帝注意到，赐姓刘氏，拜郎中，号奉春君，此后又提出和亲匈奴、徙豪关中两项建议，对汉初王朝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孙臣为文帝时期士人，因上书文帝言，后应验，得以拜为博士。其余几人则入仕方式多样，如叔孙通原为秦博士，因见二世无道投靠高帝，拜为博士；
田叔随从赵王张敖至长安请罪，面见高帝时因得到高帝赏识而为汉中守；申公因与楚元王交一同受学，元王薨后被任命为太子戊太傅；邹阳、公孙玃因吴王招揽而为客卿……在汉初艰难无定制的入仕情况下，上书为齐鲁士人入仕致用提供了重要途径。
高帝至景帝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途径
尚书能够跨越身份局限，直接向皇帝进言献策，因此不断有人通过这种方式入仕致用。如武帝初期，东方朔虽然通过征举贤良文学得居不次之位，却得不到召见，才能无处发挥，于是上书自荐。
奏疏上达，武帝“伟之，令待诏公车”。主父偃游于燕、赵、中山多年，碌碌无为，于是“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为律令，一事谏匈奴。”
武帝见后不禁感叹相见至晚，拜主父偃为郎中。其后主父偃又数次提出建议，一岁四迁，官至中大夫。宣帝直至西汉末期，上书也一直是士人表达见解的重要方式，如王吉《上宣帝疏言得失》、萧望之《上书请选谏官》、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等。
贤良对策，于兹为盛
武帝时期，在现存齐鲁士人奏议中除了上书类、对问类、匡谏类及具体提议类外，又出现了对策类奏议。对策类奏议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成熟。
汉初，由于入仕途径狭窄，士人主要通过上书表达政见，希冀得到皇帝赏识，入仕致用。而到武帝时期，由于成熟固定的选官制度已经形成，士人可以通过察举等方式，以对策表达自己对政治局势的见解，再由皇帝根据对策决定是否任用，对策类奏议由此兴盛。
西汉时期，通过察举推选出来的士人还需要经过皇帝测试，由皇帝决定是否任用。对策，就是受举士人针对皇帝策问而发表的见解。
文帝时期，对策主要是面见皇帝的口头陈述，到了武帝时期才改成文字书写。《汉书·文帝纪》中载，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而《汉书·武帝纪》中载武帝命举贤良的诏书中则为“受策察问，咸以书对。”随着书写要求的提出，士人对策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来，其中部分流传至今，才有了奏议中的对策类文章。
西汉齐鲁士人奏议中，公孙弘《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即为应武帝策问而作。公孙弘，初为狱吏，因罪免，年六十才以贤良征为博士，但不久便因出使匈奴不合上意辞官归家。
对策奏毕，太常以为公孙弘对策居下品，上呈武帝，武帝将其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由是，公孙弘逐渐得到武帝赏识，历内史、御史大夫，至元朔中代薛泽为相，成为西汉时期齐鲁士人中第一个登相位者。
对策类奏议的出现，反映出武帝时期选官制度的成熟。在汉初诸侯王的威胁下，高帝一方面不断压制削弱诸侯势力，另一方面也开始任用通晓治理国家之道的贤人能士。高祖曾于汉十一年二月下求贤诏，召选“意称明德者”共安天下。
从该诏令中可以看出，高祖已认识到贤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并且欲效仿周文王，齐桓公亲近贤者，故而发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的邀约，以利相诱。
从高祖想要征选的对象来看，诏书中提到“意称明德者”，可见高祖最看重的是德行，且又要“意称”，符合上层统治集团的意愿才行。可惜高祖于汉十二年便崩逝了，未能完成他想要与贤士大夫共安天下的愿望。
其后，孝惠帝及吕后当政时期史书中无记载其再诏举贤士大夫之事，但却另出现一新名目——孝弟力田。
结合文帝十二年诏书中语可知，孝悌虽放在一起称呼，但实则为孝者、悌者的简称，在推选时既需要符合孝敬父母的孝者，又要满足友爱兄弟的悌者。
且孝者的地位比悌者更高，与三老同等，而悌者与力田同等。孝者、悌者、力田者皆为乡官，为民表率，起到管理乡里的作用。
文帝时期已经出现举孝廉、选贤良方正的选人方式。文帝召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起因都是有灾异出现，所以为了反思自己言行、匡正过失，文帝才下诏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这些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出自诸侯王领地及各郡县，不同于在朝官吏拘束于朝廷之中，作为“旁观者”他们往往对于社会现状了解得更加深入，因此文帝寄希望于他们，期望从他们言论中得启发，获取治国良策。
各地举荐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要在御前接受皇帝策问，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入仕的绝佳机会，一旦他们的见解获得皇帝青睐便有机会封官拜侯，平步青云。晁错就是在此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直接被任为中大夫。
武帝时期召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及孝廉虽然是延续文帝时期已有的先例，但从推选频次上来看远多于前代。
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武帝都曾下令举荐贤良文学，东方朔、董仲舒、公孙弘均由此得到武帝认可，脱颖而出，今搜集到武帝时期的奏议中便有公孙弘的《元光五年举贤良对策》。且武帝时期在孝廉之外又设立茂才，用以招揽贤能非常之人。
武帝求贤若渴，大开言路，不仅多次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及文学之士，而且严禁官员从中阻碍，明确提出“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不能举荐贤才的官员还会受到惩处。
对于受举者身份武帝也不过分限制，认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即便不在贤良方正或文学之列，为茂才异等者依旧可以举荐为将相、使臣。
从高帝至武帝，西汉选官制度终于成熟定型。对此，学者也有同样见解，如韦春喜在《汉代对策文刍议》中说“到武帝时，通过对策选拔贤良文学已成定制。”
武帝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途径，是对武帝时期有奏议留存的齐鲁士人入仕途径的统计。
对比上文图十高帝至景帝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途径，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除上书这一途径外又出现许多其他途径，有通过征辟入仕的，如申公；也有通过考试入仕的，如兒宽；还出现了许多通过察举入仕的。
武帝时期齐鲁士人入仕途径
西汉时期选官制度的成熟，为西汉王朝选拔了大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的出现共同造就了武帝时期的盛世繁华。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对此有所总结：“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赵沛在《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也认为“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官吏选拔制度，儒生可以被选拨为官。此后，以儒学传家世代致仕的所谓‘士族’登上政治舞台并很快成为历代封建政权的重要支柱。”
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儒学独尊地位的形成
武帝时期多次诏举贤良文学及茂才异等之士，尤其推崇儒学。建元五年，武帝命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又允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事，西汉第一所独立高等教育机构——太学由此成立，相应教育制度随之确立。
伴随太学的成立，博士由礼官转变为学官，儒学也终于成为官学，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主导思想。
武帝崇儒，立“五经博士”
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离不开武帝对儒学的推崇。高祖时期虽然叔孙通曾制定朝仪，还使得众多儒生入朝为官，但儒学并未得到统治的青睐，由于连年战乱，公卿仍多为武功之臣。
文景时期，虽然文帝也征用人才，但由于其本身喜好刑名之言，因此任用的也多为擅长刑名之士，虽有部分儒者进入朝廷，但也未能得到重用；
而景帝时，又由于窦太后喜好黄老，所以得用之臣亦多为学黄老者。到武帝时才开始重用儒生，如田蚡、赵绾、王臧等，还专门诏见大儒申公问以治国之道，极大鼓舞了士人学习儒学的热情，儒学地位日渐提高。
武帝初即位，在朝廷中存在两种势力，一以武帝、田蚡、赵绾等为代表，推崇儒术，一以太皇太后窦氏、汲黯为代表，推崇黄老。由于窦氏的存在，汉初儒学发展缓慢。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候、中二千石、诸侯向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申不害、商鞅、韩非是法家代表，苏秦、张仪是擅长纵横术的辩士，丞相卫绾明确针对这两类人提出意见，认为他们扰乱国政，提议武帝全部罢黜。
奏议上奏，得到了批准，可以看出对于卫绾的观点武帝也是赞同的，他既不喜好法家也不喜欢纵横家，而是偏爱儒术。这点在三公的人员任用上就可以看出。卫绾之后，武帝任用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而这三人皆好儒术。
《汉书·窦田灌韩传》：“婴、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汉书·儒林传》中也记载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曾从申公学《鲁诗》，可见几人都深受儒学的影响。
他们提出的政策意见中也多蕴含着儒家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议武帝设立明堂。
明堂，《汉书·儒林传》载“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
赵绾、王臧都曾从申公学《鲁诗》，因此在商议明堂的具体规制时便向武帝推荐了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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