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末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电话后，立刻召见了他。在简短的交流后，周总理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一个重要人物——董健吾的情况。毛主席听后深感震惊，既没想到这位“王牧师”竟然不姓王，更没想到他曾是收养毛主席三子的人。毛主席称他为“党内一怪”，并希望尽快请他出山。董健吾究竟是谁？为什么毛主席如此评价他？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董健吾出生在上海的基督教家庭，191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他曾在多个基督教学校担任校长，并于1924年回到圣约翰大学工作。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英国巡捕肆意开枪，导致无辜民众死伤。此事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浪潮，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们纷纷罢课抗议，声援牺牲的革命烈士。
校方对此愤怒不已，校长卜航济宣布提前放假，并拆除了纪念烈士的灵堂。董健吾，作为学校的爱国学生，感到无法忍受这种冷漠与压制。他带领同学们把学校操场上的美国国旗降下，换上了中国国旗，象征着他们对外来压迫的反抗，并发起了“永不回校”的签名运动。
卜航济震怒，迅速召开校董会，决定开除董健吾等“闹事”学生，并将他们驱逐出校。董健吾收拾行李离开校园，随后通过亲戚的介绍，成为了圣彼得教堂的牧师。
然而两年后上海爆发了第三次工人起义，取得了重要胜利，但紧接着，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势力席卷全国，革命者纷纷被捕或牺牲。董健吾得知好友们的遭遇，心痛不已，却无力改变这一切，内心充满了迷茫与无助。
后来董健吾北上洛阳前往会见冯玉祥。冯玉祥与董健吾的会面十分愉快，最终聘请董健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牧师，并兼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此时冯部尚未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影响，部队内的共产党人仍有机会宣传革命思想，董健吾也与他们有了更多接触。随着与这些革命者的深入交流，董健吾对共产主义理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思考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
几个月后董健吾得知自己好友蒲化人是共产党成员，深受触动，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蒲化人没有直接回应，董健吾依然坚持多次请求。最终在冯玉祥的部队内，一场“清党”行动爆发，大量共产党成员被迫离开。蒲化人在即将被清除之际，将董健吾带到了一处秘密地点，见到了中共负责人刘伯坚。经过考察，刘伯坚破例为董健吾办理了入党手续。
然而冯玉祥接到举报，得知董健吾的共产党身份，最终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董健吾返回上海，继续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但心中始终未曾放弃对革命的信念。不久董健吾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并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帮助下，加入了中央特科，开始从事情报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国民党政权。宋子文出于朋友情谊，劝董健吾加入蒋介石阵营，但董健吾坚决拒绝了。就在宋子文失望离去之际，董健吾收到了来自西安的邀请信，这一信件将他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董健吾的老同学浦化人，这位表面上是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向他发出了邀请。董健吾在浦化人的推荐下，来到了西安，并与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结识。冯玉祥因其妻的影响皈依基督教，被人称为“基督将军”。董健吾凭借渊博的学识和精通英语，很快成为冯玉祥的英文秘书，并被冯玉祥任命为随军牧师。
1928年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在冯玉祥部队中他以牧师身份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悄悄向士兵们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由于此举他被士兵们称为“西北红军中的红牧师”。
随着董健吾活动的扩展，蒋介石的间谍开始注意到他。在一次叛徒出卖后，董健吾的身份被曝光，成为国民党中央特务的追捕目标。在冯玉祥的帮助下，他得以逃脱，秘密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董健吾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直接受命于陈赓。
1929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央特科，凭借与宋子文的深厚关系，他在上海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为了保护革命家庭的安全，董健吾不惜请宋庆龄为大同幼稚园题写匾额，并邀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确保幼儿园成为革命子女的安全庇护所。
在这里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以及蔡和森、彭湃等烈士的子女都曾受到保护。然而随着顾顺章的叛变，幼儿园的安全面临威胁。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董健吾关闭了幼儿园，将孩子们分流安置。毛岸英兄弟俩被秘密带回董健吾家中，并化名为“杨永福”和“杨永寿”。
随着党中央撤离上海，董健吾家的经济支持突然断裂。妻子对毛岸英兄弟的不满愈加加深，最终将他们赶出了家门。毛岸英兄弟在上海街头流浪，生活艰难。董健吾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至极，不仅与妻子离婚，还请求中央特科协助，最终找到了他们，并重新收养。董健吾把毛岸英兄弟当作亲生儿子抚养，直到他们最终在动荡的岁月中安然度过。
1936年，董健吾受宋庆龄托付，护送外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前往西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董健吾：“身材高大，略显圆润，穿着灰色绸布大褂，外表像个商人，但气质庄重。”这位“王牧师”其实是中国革命的隐秘推手，身上背负着重大使命。
到达西安后，董健吾与张学良重逢。两人深谈国共合作与抗日大计。张学良表态，如果能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董健吾感受到张学良的诚意后，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一个是我儿子，能否送他们去苏联学习，以备日后报国？”张学良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亲自安排。
回到上海后，董健吾接到张学良部下李杜的电话，张学良亲自交代了孩子们的安排。张学良慷慨提供资金支持，甚至拿出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为孩子们的学业铺平道路。
8月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与李杜一同前往法国。由于签证问题，董寿祺与李杜未能进入苏联，但毛岸英和毛岸青顺利抵达苏联，进入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学习。
这段历程毛主席曾提到过：“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正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是我三个孩子的养父。”董健吾是国共合作背后的推动者，也为毛主席的子女铺设了未来的道路。
1949年春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家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解放军即将渡江，直捣南京，彻底击溃蒋军。而此时董健吾正担任南京敌伪情报部门的职务。得知战火即将蔓延到苏州，他心中一阵不安——这座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著称的古城，一旦遭受炮火，岂不是毁于一旦？
一天民主同盟成员何灵魂找到了董健吾，聊起当下局势。董健吾忧心忡忡地说：“苏州一旦沦陷，必将满目疮痍，令人痛心。”何灵魂告诉他：“厉百川将军正在为蒋氏政府誓死守城，准备一场血战。”董健吾深知此战必将是无谓的惨烈。他沉思片刻，决定亲自前往苏州，劝说厉百川放弃抵抗，保全这座古城。
董健吾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苏州警备司令部。与厉百川会面后，他直接开门见山：“将军，苏州如若被摧毁，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厉百川不悦道：“您这是来劝我投降的？”董健吾坦然回应：“我来，是为了避免这座城市被毁，亦为将军您的未来着想。
他接着分析道：“解放军势不可挡，蒋家的统治已无人心。将军若与解放军对抗是孤军作战，更会造成苏州满目疮痍，历史必定不会饶恕。”经过短暂的沉默，厉百川终于答应考虑他的建议。董健吾继续劝说，最终，厉百川决定开启和平谈判。
随即董健吾为两方搭建了沟通桥梁，南下部队与厉百川达成协议，避免了大规模冲突。4月27日解放军顺利进驻苏州，古老的园林、宁静的水乡依旧保持着原貌，没有一枪一弹。董健吾凭借智慧与勇气，成功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苏州人民和整个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60年冬，党内得知董健吾为国家做出的种种贡献后，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总理的提议，让陈赓大将前往上海为董健吾安排新工作。毛主席笑着对陈赓说：“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邀请他们出山。”他口中的“和尚”是许世友，而“牧师”则指董健吾。
1961年2月，陈赓抵达上海。见到董健吾的一刻，陈赓震惊了。眼前这位曾在中央特科风光一时的英雄，瘦得几乎只剩下骨架，整个人憔悴得让人心疼。陈赓不禁感到一阵沉痛。
他走上前，毫不犹豫地抱住了董健吾：“这次，我是受中央委托来看你的。”说完陈赓有些自责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这么久都没联系我？”董健吾低下头，眼中带着几分无奈：“我怕你官位高了，疏远了我，怕高攀不起。”他笑了笑，语气轻松，但话里却是深深的担忧。即便曾多次想向陈赓求助，但他担心会给老上级带来麻烦，因此一直忍耐着。
陈赓见状，拍了拍董健吾的肩膀，坚定地说：“你多虑了。当年我们一起在特科工作，所有的情谊早已深埋心底。无论我身处何职，我都不会忘记你。”董健吾的眼神柔和了些，心里的顾虑渐渐放下。陈赓接着说：“现在组织决定安排你工作了，你要做好准备。
六个月后董健吾顺利进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担任了参事。虽然身体仍未完全恢复，但他已经准备好再次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那一刻董健吾感到一股久违的力量在体内苏醒。他明白尽管人生多舛，但只要心中有信念，便能重新站起来。而陈赓的那句话，也将成为他未来岁月中的不灭灯塔。1960年秋，埃德加·斯诺访华，与毛主席会谈时提到曾护送过他的“王牧师”，并希望能再次见面。毛主席立即让周恩来总理查找这个人，结果发现“王牧师”正是董健吾。毛主席震惊之余，才意识到董健吾曾是当年收养自己儿子的同志。
得知这一消息后，毛主席感叹道，董健吾是党内的“怪人”，并指示要尽快请他出山。然而董健吾此时身体早已不堪重负，病重到随时可能离世。他再也没有力气去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0年12月，董健吾因病去世。这位曾为中国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秘密工作者，最终黯然离世。他的冤屈并未得到平反，直到1978年，李维汉为他作证，才使得他的名誉恢复。虽然迟来的平反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但至少给他留下了一丝安慰。董健吾的革命信念始终未曾动摇，他的奉献和坚持，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中。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红色牧师董健吾：革命信仰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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