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5年,那个时代的物理学界迎来了爱因斯坦的颠覆性之作——狭义相对论的诞生。在这一理论中,爱因斯坦通过演绎法展现了他的独特洞察力,提出光速不变的现象升级为光速不变原理,将所有参考系置于平等的物理地位上。为了达到这一平等,爱因斯坦重新界定了长度、时间和质量的概念,使它们在速度的加持下发生相应的变化。
然而,狭义相对论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现实中的物体不仅有速度,还涉及加速度;宇宙不仅是物理背景,空间结构也会因物质的存在而异。
于是,爱因斯坦又一次运用演绎法,将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的表面等价性提升为等效原理,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这样,作为物质实体的物体与空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空间能够影响包括光子在内的所有物体的运动,反之,物质亦能使空间发生几何性质的弯曲。这种认知的转变,从机械世界观过渡到了几何世界观,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实际上是人类的认知模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需要通过实验来确认和推进。广义相对论的早期验证实验共有三个,分别是水星剩余进动、光线弯曲和引力红移,这三大实验对广义相对论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被誉为三大经典实验。
水星作为最接近太阳的行星,其椭圆轨道的偏心率很大。自19世纪初,天文学家便注意到水星绕太阳一圈后,其与太阳的连线会有微小的前移,这在物理上被称为进动。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水星每百年约有5600秒的进动。经过对各种天体对水星的摄动效应的计算,竟然还剩下43秒的进动无法得到解释,这便是著名的水星剩余进动。
当时,科学家们寄望于这个现象能带来新的发现,并在随后几十年提出了多种物理解释,包括小行星和太阳的扁率等。然而,这些解释或是无法单独解释水星的43秒进动,或是要求其他行星也存在显著的进动,与实际观测不符。因此,这个谜题迟迟未能解开。
广义相对论提出后,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解释水星剩余进动的重任。最初,由于计算失误,爱因斯坦得出的进动数值仅为43秒的三分之一。但经过不懈努力,爱因斯坦在1916年修正了计算,终于得出了与观测相符的43秒进动。因此,水星剩余进动实验被认为是广义相对论的首个验证实验。
尽管如此,仍有科学家质疑,水星剩余进动是否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例如,美国物理学家迪克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新的理论,可以解释40秒的水星进动。如果太阳的扁率能产生3秒的进动,迪克的理论便能成立。然而,此时广义相对论已经根深蒂固,奥卡姆剃刀原则表明,一个理论能解释的问题,无需多个理论来解答。
光线弯曲是爱因斯坦预言的第一个实验,也是广义相对论获得广泛认可的关键。实验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日蚀时拍摄太阳一侧的星光,半年后再在无太阳的情况下拍摄同一区域的星光,通过比较两张照片记录星光的位移。如果光线确实因太阳引力弯曲,那么每个星光都会有向中心的位移。
实验的实施具有挑战性,既需要利用日蚀拍摄,又需挑选距离太阳较远的星光(10个太阳直径以上),但又不能过远(20个太阳直径以内),以避免光线弯曲效应过小,被其他背景因素掩盖。
实验结果不直接为数值,而是一系列统计数据。统计方法有绝对法和相对法两种。绝对法直接对比两张照片的差异,相对法则假定照片边缘星光无位移,调整星光位移至零,再根据调整尺度校正其他星光位移。乳胶照片在干燥过程中会向中心收缩,产生星光位移,相对法旨在排除这一影响。
不幸的是,两种统计方法的结果差异至少10%。幸运的是,实验主持人爱丁顿大力支持广义相对论,经过统计和修正后,实验结果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基本相符,广义相对论因此获得了验证。光线弯曲实验也因与传统直线运动的对比,使爱因斯坦名声大噪。
事实上,光线弯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具体数值,而在于承认光的粒子性和质量。广义相对论之前,人们并未料到光线可被物质吸引而弯曲。只要将光视为有质量的粒子,牛顿万有引力也可计算出光线弯曲效应。
然而,早期的计算仅考虑了引力的横向效应,只预测了广义相对论一半的弯曲度。进一步考虑引力的纵向效应,将引力场视为密度较小的介质空间,靠近引力场时,光的等效速度增大;远离引力场时,等效速度减小。这会产生类似折射效应(引力透镜效应),使得万有引力和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均为1.75秒的弯曲度。
引力红移作为第三个经典实验,却并不那么顺利,因其效应微小,仅有百万分之一的量级。基本原理是,每个原子的光谱相同,可以根据光谱判断元素。由于引力作用,光子离开引力场时,需消耗能量以克服引力,导致频率降低,产生引力红移。
实验最初对太阳进行,结果并不利于广义相对论。后续多次观测效果也不理想。最后,将实验移至质量更大的白矮星。尽管质量增大导致红移量增大,但距离遥远导致其他物理参数不确定。这一实验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爱因斯坦去世及广义相对论获得广泛认可后,最终验证了广义相对论。
通过这些实验的介绍,我们看到实验验证并非绝对,受到诸多因素限制。首先,宏观范围之外的未知因素限制了实验效果。在排除所有未知因素前,实验无法绝对验证理论。其次,其他理论亦可解释同一实验,实验只能帮助选择理论,而非证明理论正确。
因此,实验与理论相辅相成。两者互为促进,理论则进步;反之,理论则退步,需新理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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