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注册体育真人 “尼克松悖论”：未来能够恢复伊核谈判的可能是特朗普

“只有特朗普才能去德黑兰”，这是美国保守派媒体针对未来美伊关系能否改善做出的一个预判。在他们看来，尽管特朗普在2018年退出的“伊核协议”，而且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伊朗的政治态度非常强硬，但如果未来想要从根本上改善美伊关系或者说重新达成一份“伊核协议”的话，能够干这件事的只有特朗普。

美国媒体认为，能够发展美伊关系的只有特朗普

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尼克松悖论”，“只有特朗普才能去德黑兰”这句话主要引自曾经的“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曾经的尼克松是坚定的“麦卡锡主义者”，非常热衷于“反华”、“反苏”，但当美国国内迫切需要改善对华关系，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时，曾经极度“反华”的尼克松扮演了这一关键角色，而且由尼克松主导这一事件在美国国内遭受的压力会非常小。

同样的道理用在特朗普身上也是如此，拜登上台后曾多次高喊要恢复“伊核协议”，但拜登上台后，在伊朗问题上一事无成，毫无进展，这背后的逻辑很耐人寻味。而现在伊朗上台了一位温和派总统，尽管掌握伊朗大权的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伊朗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角色无法令人忽视，他也是伊朗的一个权力中心。新上台的温和派总统正集中精力改善伊朗的经济情况，这就为未来“伊核协议”的达成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人比民主党更加敌视，但如今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大权在握，传统的建制派已经很难和特朗普相抗衡。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做这件事的话，这将会减少来自美国政坛的阻力。下面就来看一下尼克松悖论：只有特朗普才能去德黑兰。

（一）伊朗新总统渴望恢复伊核谈判，发展伊朗经济

日前美国“保守派”杂志的外交事务专栏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如果说想看到美伊关系的改善，看到未来伊朗能够再和国际社会达成一份新“伊核协议”，指望拜登和民主党无济于事，真正能够办成这件事的只有特朗普，因为他的身上有几个是拜登和哈里斯无法拥有的特质。

估计很多人看到这一点会感到纳闷：之前国际社会在2015年曾经达成过一份“伊核协议”，但后来在特朗普上台的第2年就退出了这份协议，而且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甚至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伊朗名将苏莱曼尼被特朗普政府设计暗杀，而伊朗直接使用导弹攻击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美伊关系紧张到极点

此外，特朗普身边的幕僚可都是对伊强硬派，例如蓬佩奥、奥布莱恩等人过去都曾主张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反观民主党，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呈现温和，如果不温和的话，奥巴马也不会在2015年向伊朗做出让步，仅仅以“限核”的立场与伊朗达成一份“伊核协议”。

以色列同样也是影响美伊关系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以色列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若比较对美国两党的影响力，显然共和党人与以色列的关系更亲近，特朗普直接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他退出“伊核协议”的背后就有以色列游说的身影。当下以色列和伊朗如此敌对，未来特朗普上台，以色列会允许后者和伊朗达成一份新的核协议，并改善双方之间的关系吗？

因此从过去的案例以及现实逻辑看，能指望特朗普改善美伊似乎非常不现实，那么为何这篇文章会认定特朗普是改善美伊关系以及可能达成一份新“伊核”协议的关键人物呢？下面就来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是如何说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只有特朗普才能去德黑兰”。熟悉历史的人恐怕都很熟悉另一句与其相似的话：“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敲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在1972年之前，尼克松可是坚定的“麦卡锡主义”的拥护者，他极力“反苏”、“反华”，有了这一历史经历，当他宣布访华时，美国国内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反倒为尼克松访华扫清了舆论压力，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是在侵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文章题目的下方还有这么一句话：特朗普在恢复“伊朗核协议”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现在再回看当初的尼克松访华，他何尝不是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当下的中东局势非常紧张，以色列对哈尼亚的暗杀惹恼了伊朗

这篇文章是这么写的：以色列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之后，中东局势又走到了地区战争边缘，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随时都会发生，无人机、导弹随时都会划破夜空，就像今年4月份一样直扑以色列，伊朗的报复袭击可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只是一个克制的动作，就像今年4月份一样，不会让中东局势失控，但如果报复行动出现偏差，在攻击过程中给以色列造成严重损失的话，局面随时都会失控，两国可能将完全处于战争状态，进而把美国拉下水，纵然各方都不想打仗，但有很多意外因素都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哈尼亚前往德黑兰是为了参加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就职典礼。后者是伊朗的温和派，与强硬的教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希望能够西方接触并改善关系的愿望，他一直愿意通过谈判恢复伊核问题的谈判，甚至最终能够达成一份核协议。但以色列的攻击打乱了这位伊朗温和派总统的想法，他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佩泽希齐扬希望恢复伊核谈判，并达成一份核协议的愿望在实现方面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他还增加了美国被拖进和伊朗爆发冲突的概率。

事实上，这位伊朗新总统确实很希望能够改善伊朗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比之前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更加温和，更具务实思维。现在因为哈尼亚之死，外界正在观察伊朗何时会报复以色列，不过据称佩泽希齐扬正在恳请最高领袖不要攻击以色列，因为这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4月份伊朗攻击以色列之前，当时的强硬派总统莱西可是力主报复以色列，对伊朗的政客而言，当他极力关注改善经济问题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接触就变得必不可少，因为伊朗若想发展经济，需要解除西方的制裁，让本国能源能够光明正大的出口，同时吸引西方的资金技术快速进入伊朗。

（二）能够改善美伊关系，恢复核谈判的恐怕只有特朗普

这篇文章继续写道：奇怪的是，改善与德黑兰的关系并重新达成“伊朗核协议”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唐纳德·特朗普，而他也正是在2018年破坏了协议的人。要理解为什么，请考虑一句古老的美国政治格言。

当初的尼克松是“麦卡锡主义者”，但后来“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

“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抓住了美国政坛两极分化政治的真相。奉行自由政策的保守派政治家和奉行保守政策的自由派政治家表明，他们其实是最符合美国国际利益的。尼克松作为“麦卡锡主义者”的历史经历使他在1972年解放了自己的政治束缚，他可以勇敢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为选民们理解尼克松此举必然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

这种动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乔·拜登在上任早期未能恢复奥巴马时期所达成的“伊核”协议，因为这可能涉及解除特朗普的所有“最大压力”制裁，并取消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恐怖组织的指定。如果拜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使伊斯兰革命卫队合法化，他就会受到美国国内政坛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拜登在从阿富汗撤军时就已经尝到了。

既然老牌政客拜登都做不到，他挑选的继任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就更不用说了，她在华盛顿政坛的政治资历完全无法和拜登相提并论。

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佩泽希齐扬获得选举胜利后，白宫曾驳回了有关恢复伊核谈判的想法，当时的白宫官员柯比曾回应称：是否要恢复和伊朗之间的核谈判，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伊朗支持俄罗斯和中东各地的激进组织。谈判的全部意义在于让伊朗停止做美国不喜欢的事情，例如支持莫斯科和武装分子，并开始做美国想做的事情，例如控制他的核计划，二者缺一不可。

而美国国务院在当时还给出了另外一个理由：伊朗真正的决策者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以伊朗总统选举结果并不重要。这听起来似乎是说伊朗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影响力，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哈梅内伊确实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但伊朗总统无力改变外交政策，这不是真的。一位从2000年到2005年担任近东和南亚地区的美国情报官员曾写道：“伊朗总统本身就是一个权力中心，对广泛的政策有影响力。历任伊朗总统的意识形态取向，从强硬派到改革派，在德黑兰的外交政策中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如果仔细观察过去伊朗对外政策的变化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内贾德和鲁哈尼时期的伊朗对外政策绝对不同，内贾德是拒不谈判，而鲁哈尼是希望谈判，并通过谈出一份核协议来发展伊朗国内经济。而上一任伊朗总统莱西和现在的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扬又是完全不同的立场，莱西很少说希望和西方接触并希望谈出一份核协议，而佩泽希齐扬则在公开场合表达希望和西方改善关系的立场。或许真如美国官员所观察的那样：伊朗总统在国家对外决策并非全无影响力。

伊朗新总统务实温和，希望能够集中力量发展伊朗经济

这篇文章继续写道：白宫放弃和伊朗的外交接触不是因为伊朗新总统在政治上受到限制，而是因为拜登受到限制。但特朗普会受到多大的政治约束呢？特朗普是非传统政客出身，而且他很像当初的尼克松，如果和伊朗改善关系并达成一份核协议，他在美国国内不会有大压力。

特朗普也高度重视和伊朗之间恢复核谈判的愿景，他在近期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曾表示：如果他赢得连任，他“会与伊朗政权达成公平的协议”。特朗普吹嘘道：“我把它们放在你可以谈判的地方。”、“一个孩子本可以和他们达成协议。拜登什么都没做。”显然，特朗普认为他对伊朗似乎已经足够“强硬”，并准备利用这一资历和伊朗谈判。

为了兑现他达成更好协议的承诺，未来的特朗普需要重新谈判该协议的某些特征，例如在指定日期后取消一些铀浓缩限制的“日落条款”。如果特朗普设法达成一项比奥巴马更强大的协议，他将展示他的交易技巧和反战善意。

哈梅内伊和佩泽希齐扬可能更喜欢与特朗普谈判，而不是与民主党人谈判，因为特朗普在谈判立场的信念是真实的，他没有任何政治忌讳，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而且谈判的事恐怕也只有特朗普能做。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时曾说：“在美国，至少在这个时候，右派可以做左派谈论的事情。”

除了“尼克松悖论”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特朗普在改善与德黑兰的关系方面处于独特的地位。当伊朗协议于2015年签署时，帕特里克·布坎南称其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独特成就”。三年后，当时任总统特朗普考虑退出协议时，布坎南警告说，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正在迫使他破坏这笔交易，因为他们想要一场美伊战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特朗普是最不喜欢花钱对外打仗的美国总统，他认为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而且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看，与拜登不同，他是很乐意挑战传统大挑战的，例如他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并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对于踌躇不前的巴以和谈，特朗普果断地拿出自己的“世纪协议”，尽管最后一事无成，但对比现在的拜登可要强太多。拜登上台后，对于传统的国际问题视而不见，他的眼中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

特朗普有解决问题的想法，或许他是达成一份新伊朗核协议的关键人物

此外，对特朗普而言，尽管以色列的游说群体可能会阻挠他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但如果特朗普谈出一份更好的协议，例如伊朗限制自己的导弹射程，并有意限制自己的地区扩张，以色列又怎么不会接受这一点呢？更重要的是，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时，沙特和以色列都站在了他的身后，但现在沙特与伊朗和解，这就意味着未来利雅得有望作为一个中间人和斡旋者参加这场核谈判，这将有利于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鸿沟，他将帮助稳定中东局势。

这个想法并不虚幻。在播客中，特朗普建议伊朗有一天可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者是他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拜登和哈里斯他们从未想过会说这样的话。现在，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他对共和党的掌握，而后者是对伊强硬派，所以特朗普可能是最具促成美伊恢复谈判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