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官方网站 东林党遗毒七十余年，最后康熙是怎么将其平息的？

文|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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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江南士绅中弥漫着一股低调却坚韧的抗拒情绪。苏杭的文人雅士们频繁聚会，似乎在祭奠那个已逝的旧朝。就在这时，康熙收到了巡抚朱国治的报告，说是江南士绅“拒不缴纳”拖欠的赋税，还拉帮结派，煽动民众抗清。

康熙一声冷笑：“看来，东林党的毒瘤还在江南扎根。”于是，皇帝决定亲自“操刀”，清除这个隐藏了数十年的东林遗毒。

康熙的刀从何处砍下？是江南的赋税漏洞，是一桩桩士绅拖欠的“奏销案”，还是震撼江南的“哭庙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康熙时代，看这位年少的皇帝如何运筹帷幄，一步步清除东林党的遗毒。

东林党在明朝末年以道义著称，他们宣扬正直，崇尚气节，倡导“清流”，反对贪腐。然而，随着明朝的覆灭，这种“清流”思想却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江南地区扎下了根。

江南是富庶之地，士绅阶层通过巨大的经济影响力维持着自身的文化话语权。而这些士绅大多曾受东林思想的浸润，他们心中仍然怀念旧朝，对清廷持有抵制情绪，视清朝为外族入侵者。

清朝初期，这些江南士绅不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还在文化和政治上保持高度自治。尽管清廷不断实施政策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东林党遗留下来的思想却成为江南士绅与清朝之间的无形壁垒。

士绅阶层不仅在赋税上阳奉阴违，还在地方事务中把持话语权，极大地威胁到了清廷的统治。

康熙帝为了削弱江南士绅势力，决定从他们的经济命脉入手，而“奏销案”就是清廷针对江南士绅发动的第一轮打击。这一事件不仅涉及财税征收，还成为康熙整肃地方豪强、削弱士绅集团的重大手段。

奏销案最早起始于顺治十七年，最初仅仅是清廷要求地方政府如实上报田赋收入，确保税款足额入库。然而江南地区的士绅长期以来形成了拖欠赋税的“传统”，在明末因为赋税加重，地方官默许了这种行为。清朝入关后，一度将赋税降到明代的一半，江南士绅因此更为放松。

然而，当顺治皇帝命令各省严查钱粮账目时，江南士绅仍然拖欠严重。更重要的是，顺治年间江南士绅中暗藏反清势力，部分人甚至寄希望于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事业。在清廷看来，这些士绅不仅仅是经济上违背朝廷，甚至在政治上也不安分，需对他们加以打压。

奏销案由布政使司负责执行，江南布政使司负责将全省的钱粮账目上报户部，并且通过审核各地衙门的税收数据。为了查清拖欠税款的情况，清廷规定凡拖欠田赋超过一定比例的士绅将革去功名，严重者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例如，凡是欠款达到八成以上者，将被革去功名并戴枷受刑。同时，清廷以各级官员的“离任清算”为手段，确保地方官在任期结束前催缴清欠款，否则不予调任。这一举措实际上打破了之前地方官得过且过、把债务留给继任者的做法，使地方官不得不与士绅形成对立。

奏销案的严格执行使得江南士绅集团受到重创。在苏松常镇四府，近一万三千名士绅因拖欠赋税被剥夺功名。江南一带人心惶惶，士绅纷纷感叹，昔日的风光不再。甚至连在科举上也遭到影响，清廷不仅停止了六年科举，还大幅削减录取名额，以此削弱士绅的政治影响力。

这种大刀阔斧的打击不仅是税收问题，更是清廷对江南士绅阶层的压制与威慑。当地的士绅因失去政治与经济地位而胆怯失声，不敢再公开表达对朝廷的任何不满。

康熙六年时，奏销案的执行达到了高潮。这一年，康熙皇帝即位不久，便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继续清缴拖欠的赋税。苏州士绅中，有些人仍试图拖延或逃避。然而，清廷迅速派员催缴，甚至调遣军队配合地方官，将不愿交税的士绅抓捕押解。

最终，奏销案在江南地区的执行使得大量士绅经济上破产，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前所未有的打压彻底摧毁了江南士绅的反抗意志，使他们不得不屈从于清廷的控制。

奏销案不仅让清廷填补了税收的空缺，也为康熙在政治上对江南士绅的打压树立了样板。通过奏销案，康熙皇帝不仅巩固了经济上的掌控权，更让江南士绅在朝廷面前低头，甚至有士绅感慨，“江南士气已失”。这场浩劫在江南士绅群体中留下了长久的恐惧感，也让清廷彻底掌握了江南的经济命脉。

奏销案让江南士绅感到巨大的威胁，但更令人惊恐的是随后发生的“哭庙案”。顺治年间，由于江南遭遇赋税压迫和官员贪腐，士绅们积怨已深。顺治十八年，苏州士绅在孔庙前集体哭庙，抗议赋税压迫，并指控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

巡抚朱国治等人将此事上报朝廷，指控这些士绅“聚众闹事，图谋不轨”，清廷随即派出钦差，展开残酷镇压。

这场镇压导致数十名士绅被逮捕，数人被处死，其中包括著名的文人金圣叹。哭庙案在江南士绅中引发了强烈的恐惧，许多士绅被迫解散私塾、停止文化活动。清廷通过这种血腥手段，将江南士绅的反抗意志彻底击溃。

在一系列高压手段之后，康熙也逐渐意识到，单靠打压显然不足以彻底解决江南士绅的问题，更难以完全收拢人心。于是，他启用了另一种策略：招贤纳士，通过“博学鸿儒科”开科取士，以期将江南乃至全国的文士聚拢到中央政权的旗下。

这一举措不仅仅是选拔人才，更是康熙对江南士绅施加政治影响的一种精妙手段。

“博学鸿儒科”并非康熙的心血来潮。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他就曾下诏广招各地文人，期望吸引那些才学兼备、声望卓著的士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各地对这次号召反应冷淡，报送的文士寥寥无几。

清廷的招贤令并没有引起士人们的热烈回应，这也反映了当时汉族士绅对清廷的态度，或多或少带有疑虑和抗拒。

康熙没有轻言放弃，他深知“文治”的重要性。于是，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再次颁布诏令，广邀天下“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而这一次，他的目标更为明确：通过“博学鸿儒科”科举考试的形式，不仅要网罗有才之士，更要借此机会笼络人心。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规模的“博学鸿儒科”考试正式启动。当天，全国各地推荐的学者、儒士齐聚保和殿，参与康熙亲自主持的殿试。最终，彭孙遹、汤斌、朱彝尊等一批才俊被选拔为“鸿儒”，并被授予侍读、侍讲、编修等官职。

“博学鸿儒科”的开设效果显著，它不仅让康熙成功网罗了江南等地的众多才俊，也极大地提升了清廷在汉族士人心中的地位。

康熙皇帝的这项政策用意深远：一方面，他通过任用这些士人，将清廷的权威逐步深入到汉族文化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这些才俊在朝中任职，能够有效缓和满汉矛盾，使江南士绅在感受到朝廷威严的同时，也看到了进身之阶。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在挑选人才时不拘一格，对未被录取的士人也予以安抚。例如，一些年老或才学稍逊的文士，如钱塘的王嗣槐、太仓的王昊等，尽管未能通过殿试，却仍获得了“特赐内阁中书衔”等恩赐。这些举措让许多文人心悦诚服，逐渐改变了他们对清廷的排斥态度。

“博学鸿儒科”的影响超出了普通的科举考试，它不仅改变了许多士绅的命运，还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清廷“重才纳贤”的形象。这一政策既是康熙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清廷融入汉族文化的一步重要举措。

通过“博学鸿儒科”的开设，康熙成功地将士人阶层的精英网罗到自己麾下，为巩固清廷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