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刚开始,就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作为发起者的陈独秀,从四面八方挖掘优秀人才。
胡适就是他大加赞赏,从遥远的美国力邀过来的帮手。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前期,胡适在陈独秀眼中就是完美的代表,有文化、有思想、长得帅有人气,简直不能再好了。
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向作为思想斗士的胡适,瞬间收回了手,不仅不支持“陈李”的思想观念,更是多次抨击、反对他们,直至最后完全走向对立面。
《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陈独秀请李大钊和胡适到家里吃饭,陈独秀让延年念了一下自己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李大钊听得激情澎湃,立马拍桌称赞,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去撒传单。
胡适在旁边一脸的不以为然,对李大钊说:“守常兄,你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青年导师,亲自上街撒传单,成何体统啊!”
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李大钊瞬间就无语了,略显生气地讽刺道:
“不是,适之,我从来没把我李大钊看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啊。你看啊,为了国家利益,群众能上街,工人能上街,妇女能上街,我有什么不能上街的。你不是天天给人家讲平等自由吗?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适之,我看你呀,是表面上新文化,内心里头旧道德,表里不一啊。”
一向以儒雅自持的胡适,也忍受不了李大钊的当面讽刺,回击道:
守常,我一直敬重你是文化人中的铁汉子,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还有仲甫兄,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文化人就是士,士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现在修身,我们一直在做;齐家,我们的家齐了吗?二位好不容易从穷困潦倒走到现在,如今呢,也算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可是为什么非要自毁前程,甚至不惜连累妻儿老小,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这已经不是胡适和李大钊、陈独秀的第一次思想冲突了,他们再也不能像新文化初期一样,总是能在思想上碰撞出新的火花。
胡适认为“陈李”是在“冒险”,在“出风头”,思想上过于激进;“陈李”认为胡适才是个实打实的保守派,迂腐顽固,而且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民族大义。
就在不久前,李大钊跟胡适冲突就直接表示:我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但是胡适好像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愿意去接受“陈李”的观点,更不愿意去“认同”他们的思想。
我相信,经过多次的交锋,既有留洋背景,又是新思潮代表的胡适并不是不理解“陈李”,不明白“陈李”口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胡适只是被自己骨子里老派的儒家思想禁锢着,被他的留美背景禁锢着,他是美国资本主义思想的信徒,怎么能随便去接受一种新的主义,而且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新思潮。
在胡适的骨子里人还是有阶级之分的,“士农工商”都是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责任,大家应该在自己的准则圈里生存,而不是去打破这个圈子。
而李大钊倡导的到工人中去、到民众中去,到劳苦大众中去,亲自去发传单,去演讲,去唤醒民众……这种行为不仅危险,更是一种自降身份的“有失体统”。
胡适的思想解放,只是解放了封建主义,抨击君权,并不是完全摒弃了“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平等”。
在胡适心中,他是大学教授,受人尊重,是名流、是学者、是顶层人物;而那些在工厂里,在码头上,在犄角旮旯里刨食的贫苦大众,就是妥妥的下层人,他们最多能得到一定的“同情”,而不是“平等”。而“陈李”却认为,这些工人、农民、贫困大众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也是胡适和“陈李”的根本差别所在,也是他与“陈李”越走越远的根本原因所在。
套用一句网友的话:胡适就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勇敢出手。但是一旦超出自己的范围,遇到对自己有危险的事情,就会马上缩回自己的“套子里”。
胡适曾经发表政论文《建国问题引论》,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革命。可能在他的思想中,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统一,并不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不断抵抗的原因。
这样的道理听起来荒诞不羁,实则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这一类“文人”的想法。说白了,胡适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建立在自己是一个文人,一个“士”的基础上的。
就像胡适劝李大钊说的话:我们就做好新文化不行吗?我们为什么要往这趟浑水里蹚呢?你们俩会毁了你们的学术前程,你们会毁了你们的幸福家庭!
我们不否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作用,他大力推广白话文,积极参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交锋,向封建思潮勇敢地发起挑战,引领着青年们走向光明。
胡适与“陈李”的渐行渐远,只能说是思想理念的背道而驰,我们不能单纯的以此来评判他的个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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