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最初形成于街市论辩，哲人们通过“对话”方式求索真理，确立自身。大约在希波战争胜利后，伯利克里民主政治氛围下的雅典呈现空前的繁荣和兴盛，诞生了有闲贵族阶层。
我们或可想像在苏格拉底于城邦中四处游荡、找人讨论的场景中孕育了这种哲学对话的雏形，即辩证式论辩，在意见的交锋和逻辑的层层推进中，获得对善和智慧的认识。“街市论辩”对话主题常围绕带有共性普遍经验的议题如“正义”“善”“勇敢”等，在言说形式上更加注重形式逻辑与真理的统一。
正如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对苏格拉底修辞的总结，在“真”“善”“美”的注入中达到明晰、完满。论辩式对话往往通过在与他人意见的交流中确认自身。柏拉图对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划分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对立感，急需对话来缓解这种矛盾对立的状态。
借苏格拉底之口，在“对话”中以问答的行动实践去消弭哲学理论上对立的困扰。在多个主体的开放性交流中展开对真理的探寻。创作者的主体性通过“对话”得以确认，因为“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
个体的自我意识在他者的关照之中才能充分凸显。可见，街市论辩得“对话”既是一种言说方式，也是探索自我的方式。它更多地吸收了修辞学的内核，重言说形式和真理的统一，呈现出浓厚的“思辨”风格。
此外，“对话”的产生还与古希腊会饮这一社交活动有关。“会饮”，指酒宴，一般由古希腊城邦中的贵族发起，盛行于上流社会，参与者大部分是男性，大家一边喝酒一边会谈，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设有主持人和各种娱乐活动，当中最受瞩目的当属睿智的哲学会谈。
这种哲学会谈常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便形成了“会饮文学”。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过同名《会饮篇》，如普鲁塔克有《七位哲人的午宴》《会饮篇：清谈之乐》，卢奇安有《欢宴》。之所以有这么多先哲喜欢以“会饮”为题来展开对话，诚如斯特劳斯所言，“其他聚会方式都不如会饮那样容易引发精致和高贵的讲辞”。
因为在“会饮”上有一种独特的媒介——酒，在酒精的刺激下，人更有交谈的意愿和愿望，并更加开放和坦诚。这种与酒神相通的精神即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肆心”、“放纵”，做一些清醒时绝不会做的事，放肆地去冒险，象征着人类的非理性精神，与人的情绪、冲动和对生命的本质欲望联系在一起，甚至具有某种反叛精神。
柏拉图《会饮篇》中就有许多“肆心”细节，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一同赴宴，结果苏格拉底因专注思考而迟到，宴会进行到一半才来。轮到阿里斯托芬发言，却因其打嗝而中断，并由此引发一阵调笑和插科打击，尽显随意率性。
（二）“对话”风格的分野：“思辨”与“肆心”
“思辨”对话在语言组织上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注重言说的形式逻辑，常给事物下定义，然后采用三段论推理，注重事物对立统一面之间的相互转化，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目的性，在言语逻辑的导向下走向真理。
比如《伊安篇》中，柏拉图使苏格拉底对伊安连续发问，反复地将“诗人”与“占卜家”“画家”“雕刻家”进行类比，在逐步提问中使伊安反思自己的观点（伊安认为诗人是拥有一整套专门技艺的人），诱导出柏拉图的意旨：诗人的创作灵感好似一种神灵附体的“迷狂”。
全篇结构鲜明，双方论辩过程在反复地“提问—回答—再提问—认知”中得以展开，亦是观点得出的过程。第二，论辩主题集中，对话自由却不散漫。《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虽不断发问，但都围绕着一个集中的主题。
如，《美诺篇》主要讨论“美德”，《伊安篇》集中探讨“诗的灵感”等。这种“思辨”风格的对话发展至西塞罗，则更注重以言说获得受众的认同，强调辞采对人情感的鼓动性，大量使用修辞手法，极饰铺陈，多为长句，讲求音调。
如在讲述人要顺应自然规律，不应抱怨年老，“生命的历程是固定不变的，‘自然’只安排一条道路，而且每个人只能走一趟；我们生命的每一阶段都各有特色；因此，童年的稚嫩、青年的激情、中年的稳健、老年的睿智——都有某种自然优势，人们应当适合时宜地享用这种优势”。西塞罗这种华丽古典式的修辞风格奠定了他所处时代的拉丁散文风格的典范，一直到中世纪后期，仍占据西方散文的核心地位。
展现古希腊“酒神精神”的“肆心”式对话则不同，在语言组织上修辞性表达增多，结构松散，对话主题更为随意。首先，这种风格在话语层面上偏向于修辞性表达，即用长篇的陈述来表达观点，极适合作者铺陈自己的观点，增加言说的个性，凸显主体意识，是叙述主体情感的释放。
如其中出现的对“爱神”的礼赞：“‘人间的和平，海洋上的风平浪静，狂飙的安息，以及一切苦痛的甜睡。’这都是爱神的成就。……他迎来和睦，逐去暴戾，好施福惠，怕惹仇恨，既慷慨而又和蔼，所以引起哲人的欣羡、神明的惊赞。”
在这一片段中，针锋相对的论辩减少，代之以更多的修辞性表达，热情洋溢，情感充沛，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使其更像诗的语言，好似柏拉图借阿伽通之口所作的主体陈述。其次，对话主题自由度更高，可随场合和谈话人的变换随意切换，主题由单一向多个方向发展。这些都可通过无关宏旨的“肆心”细节体现出来。如苏格拉底赤脚的形象和穿着，宴饮上座次自由等肆心行为和言说。
这类对话往往是再普通不过的席间对谈，偶有涉及一些严肃话题，表达朴素的人间真谛。有的也会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多人进行散漫冗长的发言。在餐饮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中，常出现插话或事件将对话打断。
如色诺芬的《会饮》中，贤人们在各式的戏谑和插科打诨中展现自我，众人在“酒”作用之下作阶段性发言，大多即兴发挥，整体更像一场主题讨论，没有一个突出的中心，对话显得那样的亲切、闲适、自然。随着言说形式的变化，主题从严正到随意，开始初露闲话话语风格。其后的塞涅卡《道德书简》、普鲁塔克《道德论丛》中叙述的亲切性和私人性都是在此种“肆心”对话风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更为日后独白型随笔的源头。
不难看出，“肆心”与“思辨”式对话相比较有以下几点区别：其一，在风格上，“肆心”后的对话更率性、亲切、自然得体，体现出较强的交往互动性；其二，在言语逻辑上，陈述性论证在形式逻辑上的弱化，使得说教意味大为减弱；其三，在插入语上，被更多的话题转换、戏谑和插科打诨等打断，却是“肆心”的自我展现。上述两种话语风格就整体而言，都显现出以下趋势：主题越发随意、自由、驳杂，他者的淡出，主体的在场感增强，主体性精神渐显，而这一切又为一种更为“自我”的散体化叙述方式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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