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赶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毛主席忽然问了他一个问题：“稼祥，全国就要解放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们的政府该定都在何处？”
王稼祥是我党在中央苏区时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后，他曾与毛主席，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指挥红军脱离险境，毛主席与他之间，私人友谊相当深厚。
对这个问题，王稼祥很快说出了自己心中想法：“西安太偏西，南京距离沿海太近，洛阳、开封这些古城所处的中原经济带太落后，因此，北京最佳的选择。”
听到王稼祥的答案，毛主席笑了：“稼祥，你的看法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该定在北京。”北京被初步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那么，将来北京解放后，谁来主政呢？毛主席陷入到了深深的思考中。
我党能够独当一面的同志，不说有一千个，至少也有几百个，到底谁最适合？挑来挑去，最终，毛主席选中了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彭真。
对彭真，毛主席很了解，在他看来，彭真完全有能力，并且能够主政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毛主席为什么对彭真如此推崇呢？
彭真在我党内，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是最早的一批党员，早在1923年时就加入了党组织，而且他还是我党在山西的主要创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时期，彭真信仰坚定，曾相继领导过太原、石家庄等地区的工人起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彭真不仅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反而愈加坚定，后来尽管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彭真也没有选择叛变，甚至他还在监狱内与同志们一同组建了党支部，大家团结起来与敌人继续作斗争。
彭真的无畏，坚韧，勇敢使得他很快在党内站稳了脚，他成为了我党在白区的“二号人物”。
1937年，我党准备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彭真作为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专门奔赴延安，这一次，彭真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很久的毛主席。
首次见面，毛主席对彭真有很好的印象，得知他是山西侯马人，毛主席就笑呵呵地说道：“侯马是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有山有水，地势平坦而又险要，是由晋入陕西的孔道，又是入豫的要冲。”
彭真立刻被毛主席博学的知识所折服，两人的交谈，也变得轻松起来。
这次聊天后，毛主席更为了解彭真的过往经历，也对他的能力，有了一定熟悉，对彭真这种人才，毛主席自然是不想“放过”，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毛主席当即点名彭真前往晋察冀军区，担任党在晋察冀分局的书记。
之后，毛主席还让彭真在中央党校当了副校长。
无论是身处哪个职务，彭真总是能够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后，所以，毛主席对他更为信任和倚重了，到党的七大时，彭真在党内的身份，已经变得相当高，他不仅担任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而且还当选为了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
当时党有五大书记，他们就相当于建国后的政治局常委，候补书记当时只有两位，一位是彭真，一位是陈云，也就是说在当时，彭真算是我党内排名前七的大人物。
彭真这么牛，毛主席挑他来当选为新中国首都北京的负责人，其实也足以看出毛主席对首都的看重，事实证明，彭真确实没有让毛主席，让党组织失望，在他主政北京的17年时间里，他兢兢业业的为北京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直到1966年，彭真走进了自己人生的低谷期。
直到1978年，彭真终于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而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却是出现了一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情况，彭真作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友之一，他站了出来，对毛主席进行了评价。
作为特殊时期第一个被打倒的人，彭真备受人们的关注，有人揣测，说彭真肯定对毛主席有一肚子的怨气，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1979年，彭真在北京医院接受体检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后来，彭真又同秘书谈起了所谓的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彭真认为，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帐都算在毛主席的头上，很多人，比如他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在谈话中，彭真还说了这么一段话：“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
彭真的一席话一经传出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为党的老同志，可以说彭真的这些话，也为平定当时社会的紧张情绪，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毛主席，彭真是真心拥护和爱戴的，后来，彭真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成为了正国级，那一年，他已经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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