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是晚六点半。当时，我正在医院给一位患者做胆管切除手术，整整做了四个小时。
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我就接到工宣队长通知：晚八点半，去唐山救灾。
只有两小时的准备时间。好在，我离家近，赶紧骑自行车回家，和妻子打了招呼。
当时，以为几天就能回来，只带了一条短裤，一个黄挎包。
临出门时，妻子说：“还剩一个咸鸡蛋，你拿着。”
我说：“过几天就回来了。”
妻子硬给我塞进包里。
我们先坐火车赶到天津，然后在杨村机场坐飞机飞唐山。
上飞机前，医院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和一包榨菜。
到了唐山才知道，钱和粮票根本没用，花不出去，也没时间花。
我们是下午到的唐山机场。
飞机落地时，发生了一次余震，当时不知道，以为要出事故，整个机舱里一片惊叫。
下了飞机，没人理我们，晚上也没住的地方。
后来，救灾指挥部给每人发了一张芦席，一条线毯，一块塑料布和一顶草帽。
就这么着睡在机场上，男同志睡一边，女同志在旁边，芦席铺在最底下，上面铺塑料布，再上面铺毯子，草帽盖脸上。
唐山晚上的温度对上海人来说，还是很冷。
早晨，骨伤科的主任杨志良把我叫醒。
我有点不耐烦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老朱啊，你把整个席子卷起来，人钻在里面，刚才，有个解放军过来看，以为咱这里出了死尸了呢。”
我一阵苦笑。事实上，晚上很多人都是这么睡的。
七月底、八月初是唐山最热的时候，中午温度能到四十度。
天热，身体里的水分蒸发得快，榨菜很快吃完了，我突然想起挎包里还有一个咸鸡蛋，赶紧把它贡献出来。
杨志良有把电工刀，他也不客气，用电工刀小心地把鸡蛋切成15片，一人一片，当时那味道，比吃肉还香，直到现在也忘不了。
我们到唐山时，大地震已过去三十多小时，危重病人大多没挺过来，活下来的都是骨折等伤病员。
我收治的第一个病号是位长辫子姑娘，二十多岁，姓刘，被塌落的椽子划破了一大片头皮。
解开一块绑着的花围巾，一股异味扑面而来，刘姑娘的头皮里有很多蛆在爬。
先要把蛆取出来，那么多，怎么取呢？
华英兰想了个办法。
她从指挥部找来一碗汽油，用注射器抽一管汽油，往头皮里喷，蛆虫被杀死，一古脑地流了下来。
三天后，指挥部决定把重病号转到外地。
我们的工作就变成了过滤病人：把所有病人一分为二，重的转出去，轻的留下。
就这么运转了四天，外转的人还是太多，开始控制随行家属，规定不论年纪多大的病号，多严重的伤情，家属一律不能随行。
还有，病人转外地必须要有诊断医生签字才能上飞机。
这样一来，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效率，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我见过一个小女孩，当时才四岁，一家四口，妈妈和姐姐砸死了，只剩下她和爸爸。
小女孩胳膊严重受伤，需要转外地，但具体飞哪里，谁也不知道。
按规定，她爸爸不能陪她去外地。
父女俩抱头痛哭，我们只得边安慰边做工作。
我和飞行员找来圆珠笔，让父亲把孩子的姓名、他的姓名还有家庭住址等信息写在一张葡萄糖补液纸上，放进小女孩衣兜。
当时，所有的女医护都哭得稀里哗啦，我们这些大男人也都落泪了。
工宣队发了口钢锅，把沙水倒进锅，底下架几块砖头，烧开了喝。
机场附近有个苹果园，工宣队的人去里面给我们摘苹果，虽然苹果都是青的，但味道酸甜，很好吃。
指挥部开始配送盐和食用油，我们搭了一个大灶，轮流做饭。
女同志做饭还好，男同志水平差一点，我更是一窍不通。
轮到我做饭时，我就去搬救兵。
当时，机场里有位做饭的师傅，姓袁。
袁师傅得了面瘫，我给他扎了两天针灸，治好了。
袁师傅说：“小朱啊，以后有啥事找我，别不好意思。”
我说：“举手之劳，您这么说就太客气了。”
当时，我心想，能有什么事能麻烦到人家？
结果，这一做饭把我难住了。
得知消息后，袁师傅二话不说，不但早早帮我做好饭，还带了些吃的过来。
我说：“您来帮我，就很不好意思了，东西坚决不能收。”
后来的一天晚上，领队洪嘉禾和工宣队的一位同志外出办事，回来晚了，没吃饭，让我想办法。
我又去找袁师傅帮忙。
袁师傅很快端来两大碗吃的过来，那味道馋得我一个劲咽吐沫。
袁师傅说：“别急，我再给你们弄两碗过来。”
直到他第二次把碗端来，我才看清他做的是蛋炒饭。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见到很多生离死别，也见过死里逃生，却又生不如死的人。
两位男子从石家庄来唐山出差，地震时，倒塌的房顶和墙体围成一个三角形空间。
两人在里面困了三天，才被解放军救出。
两人说出自己的姓名、地址，不久，又昏死过去。
随后，他们被紧急转往外地。
后来，我听随行医务人员说，二人转到石家庄的一家医院，抢救过来后，突然变得痴呆了。
还有一位上海初中生，小姑娘十五岁，放暑假和爸妈一起来唐山姥姥家探亲。
一场大地震下来，姥姥、爸妈都死了，小姑娘的腿被砸骨折，转到外地，后来没了消息。
当时，唐山机场光看到的就有五六个孤儿，没一个人哭。
我们摘苹果给他们，他们也不说话，拿起来就吃，脸上没任何表情，像木偶一样。
来唐山时间一长，很多人怕家人惦记，想写信，但寄信不方便。
《解放军报》来了位记者采访我们，写了篇报道。
文章写好后，记者对队长洪嘉禾说：“大家有什么感想，可以写几句话，我附在文章后面，在报纸上发一发。”
洪嘉禾悄悄对我们说：“大家每人写首诗，藏头诗也好，其他的也行，总之，就一个目的，告诉家里人，咱们都很平安，写出来交给我，记者登报。”
几天后，这些诗真在报纸上登出来，家人知道我们很好，都放心了。
指挥部给机场里的两个帐篷装了电视机，天津电视台还报道了怎么预防地震。
当晚，两台电视机却都被灾民们砸了。
灾民们说：“报道这些管个屁，地震前就有人反映，报了，谁敢发？事后诸葛亮，脱了裤子放屁，有啥用？”
话虽难听，但大家都理解灾民的心情。
两天后，有消息传来：马上又要地震，这次震中是北京。
飞机场的伤员全被转走。
上级来了命令：我们原地待命，如果北京地震，就把全部医疗队拉到北京。
好在，大地震没有再次发生。
我们在唐山待了三个星期，第二批队员接替了我们。
铁轨和路基都已修好，我们坐火车返回上海。
一路上，火车开得很慢。铁路两旁，到处是防震棚。
到了上海也是如此。
传言上海也要地震。睡觉时，门和窗户都开着，准备了一只手电筒，一瓶水，家里所有的票证都放在枕头底下，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方便使用。
我在医院值班，睡觉时，感觉房子在晃，大家都慌慌张张地从房间跑出来。
不一会，听说有人从二楼跳下来，摔断了腿……
（注：本文主人公朱培庭，男，1939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后分配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作为上海第一批医疗队龙华医院队员，参与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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