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官方网站最新网址 富国梦碎:一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最爱历史 1周前 (12-18) 阅读数 439 #历史

清光绪七年(1881),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但铁道上没有传来令人欣喜的轰鸣声,只有一幕啼笑皆非的滑稽剧。

原来,当初李鸿章主张修建唐胥铁路时,遭到了朝中顽固派的阻挠,在他们看来,唐山是清东陵的所在地,若在此修建铁路,列车经过将会震动龙脉,喷出的黑烟有害庄稼,绝对不行。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换了个说法,说我要建的不是行驶火车的铁路,而是一条“快车马路”。

于是,唐胥铁路竣工后,李鸿章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真的用骡、马来拉车运煤。直到两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才以煤需求量激增为由,为货车装上了火车头,工人们专门在机头上刻了一条龙,取名“龙号机车”。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由此踏出艰难的第一步。

晚清洋务运动有两个口号,“自强”“求富”,二者相辅相成,攸关国运。之前文章介绍的军事工业,就属于“自强”的范畴,而在“求富”的道路上,洋务运动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正如拉火车的骡马一样,在求索的途中,总有一股无形的阻力重重地压在身上。

▲李鸿章视察唐胥铁路。图源:网络

1

1872年,曾国藩已至垂暮之年,不久前,他遭受“天津教案”打击,回任两江总督。

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焦虑,为此经常向幕僚赵烈文倾诉。有一次,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日日夜夜盼望着早死,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一生的王朝土崩瓦解啊!

赵烈文远离朝政,敢于说真话。他曾对曾国藩说,距离王朝倾覆、分裂割据的局面,“殆不出五十年矣”。但听到曾国藩“生无可恋”后,他还是不忘安慰老师:“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然乎?”您啊,应该相信生死有命,不可强求,也要为国家大计着想,岂可对民生国事漠然视之。赵烈文此话,颇有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意思。

从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可知,曾国藩晚年多次与赵烈文谈话,想要驳斥赵烈文的预言。但几经谈论,筹办洋务多年的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学生的观点自有其道理,也许,仅凭他的双手,终究补不了天大的窟窿。

1872年3月,曾国藩外出散步,突发脚麻,被扶进书房后,端坐三刻而逝,享年62岁,朝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曾国藩死后不到五十年,清朝果然完蛋了,但他和赵烈文都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后者去世于1893年)。

▲曾国藩(1811-1872)。图源:网络

曾国藩病逝的同一年,29岁的盛宣怀携带一份自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走进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府邸。

盛宣怀不过是秀才出身,办洋务却很在行,年纪轻轻已经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对李鸿章忠心耿耿,曾经致信表示:“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当时,李鸿章正打算联合民间资金,筹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为“老板”李鸿章拟定了一份公司章程。在《章程》中,盛宣怀写道:“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

官与商如何形成新的关系,权与钱如何拧成一股绳,是晚清兴办民用企业必须面对的议题。为此,盛宣怀和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官督商办”。

2

同、光之际,洋务运动开始以“求富”为目的,兴办各种近代民用企业。

李鸿章有一句话,指出“搞钱”的重要性:“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晚清地方势力的崛起不无关系。平定太平天国后,清朝出现了“财权的非集中化”,地方督抚握有丰富的财源(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在兴办军事工业时,大部分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兴办起来。

但是,办军工是一个很“烧钱”的活儿。国防建设需要来自经济、交通、教育等各方各面的支持,洋务派不仅要解决原料、经费、技术的问题,还要面对外资扩张、洋货倾销、运输不畅等种种难题。

因此,在“自强”的同时,“求富”运动应运而生。洋务派希望,通过这些企业,以“民用”养“军用”,从“富国”致“强兵”。

李鸿章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航运业。

自从国门洞开后,外国轮船逐渐横行于各大通商口岸,不断侵占中国沿江沿海之利。洋务运动时,李鸿章说,“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侵夺”,“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面对来自外国航运业的挑战,商人容闳、赵立诚等也纷纷提议成立中国的轮船公司。

在此背景下,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草创时期,李鸿章一路保驾护航,不仅化名“李积善”投股5万两,还拨垫直隶“练饷钱二十万串”。

▲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办事处。图源:网络

作为晚清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奠定了“官督商办”的基调。

“官督”的意思,即企业受官方保护、扶持和监督。“商办”,即由商人经理业务和承担盈亏,具体表现为,资金上,由商人集股作本;经营上,由商人按照规程自行经营。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起初以淞沪巨商出身的朱其昂为总办,后又委任当时名望甚高的两大“买办”唐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事务。

所谓“买办”,是葡萄牙语“康白度”(comprador)的译文,指的是近代以后,为外国商行工作,负责推销商品、收购原料和中间贸易的中国商人。以买办的籍贯划分,主要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这些商人在与洋商的合作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并且掌握了经营、投资近代企业的能力,成为新一代的弄潮儿,影响力不亚于晋商、徽商等传统商帮。时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徽帮人狠,见了山上帮(东山帮),还得忍一忍。”

以唐廷枢为例。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他,从香港一家拍卖行的低级职员做起,后来一步步成为英国怡和洋行的总买办,他一人握有怡和洋行华海轮船公司全部股本的1/4。

在怡和洋行工作期间,唐廷枢展现了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过人能力。

19世纪60年代,受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世界各国的棉纺织厂缺乏原材料,于是大量外国企业在中国采购棉花。唐廷枢抓住这一机遇,出资创办了棉花行“修华号”,后转售给怡和洋行。通过收购棉花大赚一笔后,唐廷枢又向怡和洋行提议投资航运业,开辟了上海通往国内外多地的航线,为洋行带来丰厚的收益。

▲唐廷枢(1832-1892)。图源:网络

另一个大买办徐润,同样是广东香山人,加盟招商局前曾担任英国宝顺洋行的总买办,经营当时上海最大的茶叶出口生意。

1873年,在经历早期的亏损后,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

唐、徐二人加入后,招商局很快便有了起色,先是仿照洋行,公开招股筹资,规定“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带头投资入股,成为股东。此举使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仅过三年,就有了股本68.5万两。

轮船招商局站稳脚跟后,与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等长期垄断长江航运的洋行展开了激烈竞争。此时的轮船招商局,上有朝廷支持,下有商人入股,内有唐、徐等人的苦心经营,外有盛宣怀出面四处筹款。后来,美国旗昌洋行经营不善,宣布退出中国航运业,以220万两白银将旗下轮船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后来居上,收购旗昌轮船公司,堪称近代中国“商战”的一大胜仗。之后,轮船招商局又与太古、怡和等洋行签订齐价合同,成功反抗洋商的倾轧。晚清时期,轮船招商局的分局分布于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等国内城市以及新加坡、横滨、神户等外国港口,客运、漕运等运输业务在中国独占鳌头。

这也难怪,李鸿章在看到轮船招商局蒸蒸日上后,得意地说:“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来,最得手文字。”

3

1882年,另一位“香山帮”的买办郑观应在与英国太古洋行合同期满后,接受李鸿章邀请,加入轮船招商局,后擢升为总办。

郑观应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以经商为生,但十分重视理论学习,更是一名维新思想的拥趸,著有《盛世危言》、《易言》。他率先提出了“立宪法”、“开议会”的主张,对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皆有影响。

郑观应将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的掠夺分为军事侵略的“兵战”和经济掠夺的“商战”,主张与西方国家“商战”。他说,“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应该“初则学商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郑观应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中国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吸引来自各国的企业(“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郑观应投身到官督商办的事业中。但是,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既成就了轮船招商局等近代企业,也带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郑观应(1842-1921)。图源:网络

首先是商人具有逐利性,在经营上难免与制度发生冲突。

比如徐润,在招商局任职时曾挪用公款,用于房地产投资。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徐润的房地产生意赔光了,给招商局带来16万两白银的损失,成为一大丑闻。经过此事,徐润被迫退出招商局的经营。离开之前,他还站在商人的视角,认为自己作为出资股东,应该可以按照既定章程提取分红,想用这笔分红抵消欠款。但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官大于商,所以,徐润有理说不清,只能被踢出局,变卖家产还债。

中国士大夫历来以商为末、重本抑末,即便是一向开明的李鸿章,对商人的越界也是无法容忍的。徐润出事后,李鸿章决定加大招商局“官督”的力度,次年任命其心腹盛宣怀主管招商局,身兼督办、总办,此后,盛宣怀执掌轮船招商局长达三十余年。

官督商办的另一个问题,是晚清官僚制度中,存在着不少徇私舞弊的落后现象。

美国学者郝延平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评论洋务运动时说:“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导致企业内部任人唯亲,机构臃肿。在一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中,董事们“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人之多”,各级官吏也“纷纷荐人”,“甚至宫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

4

和“自强”运动一样,“求富”运动筚路蓝缕、几经波折,但总算有所成就。

战争中,情报战至关重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架通了从印度到香港的电报线路,沙俄皇室也通过洋商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线路。电报的信息传播起来,可比快马加鞭迅捷多了,洋务派力主兴办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路。

但是,电报事业遭到了顽固派的抵制,他们的理由竟然是,架设电线会破坏风水,有辱先人。

有个叫陈彝的工科给事中上奏称:“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这个说法很扯淡,意思是,在中华大地上架设电报线路,就是不顾地底下埋着的祖宗,这种行为是不孝,不孝的人连祖宗都不在乎,眼里肯定也没有君上啰。你看,这些腐儒很有意思,遇到事情先把“忠孝”二字摆出来,靠政治正确来诡辩,以为这样就没有人敢反驳他们。

好在这种声音没有盖过洋务运动的声威。

李鸿章认识到,“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1881年,他委派盛宣怀筹设的津沪电报线完工,中国电报总局正式成立。

电报总局的线路起初主要用于军务和政务,经费用北洋军饷垫支。成立次年,为了抑制亏损,电报总局同样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开始招集商股,架设苏、浙、闽、粤的电线,电报亦用于商务。到1894年,中国形成了约46492里的电报网,东北至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到甘肃、新疆,东南至福建、广东、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殊方万里,呼吸可通”。

在军工建设中,煤矿是极其紧要的资源。有学者统计,从1858年到1872年,中国的煤炭进口量从2.9万吨增至15.9万吨,这无疑是一大经济负担。自开煤矿,迫在眉睫。为此,李鸿章上书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

1875年,清廷批准“开采煤铁事宜”,命李鸿章、沈葆桢“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到了1878年,李鸿章委派曾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成立开平矿务局。该局采用西洋采煤技术,投产次年即产煤3.8万余吨,十年间增长10倍以上,有力地抵制了进口煤。

随着开平煤矿开采量与日俱增,李鸿章建议修建一条铁路,方便将煤炭送到最近的北塘海口运销,该铁路起自唐山,止于胥各庄(今河北唐山丰南区),故称“唐胥铁路”。

▲开平矿务局唐山矿。图源:网络

早在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就修建了中国境内第一条可投入运营的铁路,吴淞铁路。这条仅有14公里的铁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朝中顽固派的大臣认为,修建铁路会惊动神灵、祖先,破坏传统农耕生产方式,表示强烈抗议。

于是,吴淞铁路通车后仅仅三个月,清廷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买断,随后将吴淞铁路的路基、站房全部拆毁,车厢、机车、铁轨等则由洋务派官员刘铭传运往台湾。本来计划在台湾铺成一条新铁路,但实际上,这些铁路材料长期在台湾风吹雨淋,已然废弃。

开平矿务局成立后,铁路之议再度提上日程。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之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其中写道:“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刘铭传提议,修建北京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的四条铁路,如果资金不允许,可先修建北京到清江浦(今江苏淮安)线。

为了修建铁路,李鸿章写成著名的《妥议铁路事宜折》:

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奋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论断振聋发聩。然而,反对者依旧不听,甚至指责李、刘二人是“卖国贼”,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

因此,当李鸿章顶住压力开辟唐胥铁路后,仍然遭到强烈抨击,便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马拉火车”奇景。

▲图源:影视剧照

在晚清大变局中,中国不乏先觉者,但他们总是受到传统逆流的冲击。

19世纪70年代,清廷派出郭嵩焘和刘锡鸿到欧洲担任外交官。郭、刘二人都亲身体验了欧洲的社会生活,回国后,他们的见识却大不相同。

李鸿章等人筹建铁路时,刘锡鸿上书表示反对,认为修建铁路有害无益:“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刘锡鸿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奏折,列举的理由有铁路破坏风水、铁路安全难以保证等。正是在刘锡鸿等守旧者的阻碍下,清朝的铁路建设推迟了数年。

曾与刘锡鸿共事的郭嵩焘,却有不同的见解。作为清朝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国后,以六十高龄苦学英语,积极走访英国各地,如饥似渴地吸纳洋学。

郭嵩焘不仅认为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清朝学习,还指出其政治、文化更有可取之处。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对此,历史学者蒋廷黻有个观点:“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订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

但郭嵩焘的这些建议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是离经叛道,就连他的湖南乡亲也无法理解。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时人王闿运在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郭嵩焘(1818-1891)。图源:网络

访欧期间,郭嵩焘的同事、驻德公使刘锡鸿一向顽固守旧,对郭多加诋毁,甚至罗列郭嵩焘的“十宗罪”,向朝廷打小报告。这些所谓的“罪名”全是细枝末节,包括“披洋人衣”“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不为时代所容的郭嵩焘招致谤毁,被调回国。

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郭嵩焘回国后难以出任要职,只能称病辞归,隐居乡野,从事著述的工作。时也,命也。

参考文献: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

[清]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岳麓书社,2018

[清]文庆等纂辑:《筹办夷务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19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中信出版社,2017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评论列表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

最爱历史

最爱历史

介绍古今中外历史,窥探史海真相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