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无数中华儿女欢呼雀跃,喜极而泣。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百侣三江 毓秀金陵——四方文化集团捐赠近现代教育文献展”中,便有一首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书写于这一天的词作,此外还有不少展品,展现了当年知识分子为救国存亡所做出的努力。
杭立武、王世杰致陈寅恪信 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藏
陈寅恪与一万英镑
在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展馆内,馆方用一整个展柜展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与驻英大使、牛津大学校友郭泰祺之间的电文往来,其中披露了陈寅恪受聘牛津的曲折过程。
陈寅恪学贯中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决定将校址迁往云南。陈寅恪也携家南下,经香港转道云南。
据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馆长方淩波介绍,陈寅恪受邀牛津大学一事发生于1938年11月左右,但因“年俸仅850镑,而牛津又有贵族风气,一年后不知续聘否”,陈寅恪决定“不应聘”。
遭拒后,牛津大学又委托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陈寅恪发出邀请,这封电报发于1938年12月16日,全文如下:“重庆外交部608号16日,并转王世杰、钱端升先生:牛津大学中国讲座应征者十七人,陈寅恪教授虽未应征,而征选委员会破格聘请之,实极惟重。顷问彼已拒绝,各方不胜失望。鄙意牛津讲座重要,较剑桥有过之无不及,关系中英文化合作颇巨,务恳彼重加考虑,并希尽力劝驾电复耳。牛津友人现已筹集一万镑为我各被难大学购置书籍仪器,为其他英美大学倡顺问。祺。”
信中,郭泰祺点明陈寅恪受邀任教牛津这件事对中英文化合作来说非常重要(电文中用到“颇巨”一词),并且牛津方面已经筹备了一万英镑的捐款,准备捐赠给中国因抗战而受难内迁的各所大学,购置书籍仪器。电报中还特别提及,可以以此号召英美各大学陆续捐款。如此一来,是否受聘牛津,就不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私事了。
1938年底,武汉会战刚刚结束,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严峻的抗战局势下,西南的教育条件非常艰苦,若能在此时争取到国际援助,或可解燃眉之急。
馆长方淩波告诉记者,当时国内政界、学界对此事都非常重视,郭泰祺将电报转发给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和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随后王世杰、杭立武还邀请了陈寅恪的好友傅斯年从中斡旋。记者在展览中见到了这封信:“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先生鉴:郭大使来电谓牛津大学对兄极推重,嘱请兄重行考虑应聘。除托端升、孟真面商外,至希勉允见示。弟杭立武、王世杰。十二月十九日发。”
几经考虑后,陈寅恪表示愿意接受牛津聘任,但因为课程繁忙,要等到明年九月才能赴英。关于陈寅恪转变态度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出于个人经济收入的考虑,不过从这组信件可以看到,对中国教育界的援助,才是陈寅恪转变态度的直接原因。后来,陈寅恪先后两次准备动身前往英国,但都因战争时局等原因而最终未能成行。
徐悲鸿致蒋彝信札 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藏
徐悲鸿南洋筹款
徐悲鸿是近现代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内容与多舛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更在祖国遭受战火侵略之时奔走四方,办展筹赈。在南师大博物馆内,记者见到一封他在抗战期间致蒋彝的信札,便诉说了他在南洋办展筹赈期间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考察的故事。
据馆长方淩波介绍,“九一八事变”后,徐悲鸿积极举办筹赈画展,参加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创作大量具有强烈时代感和反映人民疾苦的画作,先后多次赴欧洲、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希冀借助美术传播的力量,为祖国的民族抗战作出贡献。其中又以南洋筹赈画展最具代表性。
在南洋筹赈期间,徐悲鸿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邀请,于1939年11月18日抵达印度,分别在印度国际大学艺术学院、圣提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举办了个人画展。
对徐悲鸿赴印始末,南师大博物馆方面有过细致考证。据介绍,为了与徐悲鸿有充足的交流时间,泰戈尔特地将他安置在自己的故乡圣提尼克坦,与自己的住处仅一园之隔,徐悲鸿为其画了十多幅速写、素描、油画等作品。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携夫人拜访泰戈尔,泰戈尔特地将徐悲鸿介绍与甘地夫妇认识。
鉴于印度天气渐热,泰戈尔还安排徐悲鸿在风光旖旎的大吉岭山住了三个月。其间,徐悲鸿完成了他早已构思却一直无法集中精力作画的代表作《愚公移山》。大吉岭之行被他称之为“平生第一快事”。
馆方介绍说,从1939年至1942年间,徐悲鸿先后在新加坡、印度、马来亚等地举办抗战画展。此次南洋之行共筹得15398元9角5分,皆用于抗日将士遗孤抚养以及难民救济。同时,徐悲鸿通过举办海外抗战画展,进一步呼吁海外华侨华人及国外人士共同支援中国抗战。
丰子恺寄给吕凤子的词 南京师范大学博物馆藏
“还我河山依旧”
七载飘零久,喜巴山中秋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展览中,记者见到丰子恺1945年8月15日寄给友人吕凤子的这首词。
馆长方淩波介绍说,这首词其实是作于1944年的重庆中秋夜,当时,丰子恺酒兴正酣,诗兴忽起,欣然挥笔,作了这首《贺新凉》,词中感叹七年来的漂泊生活,欣喜于全家团圆。他感慨儿女们的成长和新增的家人,举杯畅饮,共享中秋月夜的美景。丰子恺回顾家乡被敌人蹂躏的痛苦,展望联军即将胜利驱逐敌寇,盼望光复河山,重归故里。
在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日那天,丰子恺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便重新书写了这首《贺新凉》,以示庆贺,寄送友人吕凤子。
不止于此,三天后,丰子恺又特意画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一家人欢乐共庆的情景,送给友人;十天后,他又做了幅同题漫画,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抗战全面爆发后,丰子恺带领一家老少十七口,从浙江辗转长沙、武汉、桂林等地。这期间,他坚信抗战必胜,创作了大量的抗战诗词与漫画。“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写下此句时,丰子恺不知有没有想起七年前的场景,当时囊空如洗,还是几个孩子拿出红包做的旅费。如今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此间还又生了一个孩子。
在1944年中秋,丰子恺还想着,“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现在终于胜利了,“还我山河依旧”,又可以回到故乡了。
丰子恺这首词中透露出的喜悦之情以及昂扬强劲的生命力,是他本人的,同时也是历经十四年抗战的人们的精神写照。
“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爱国是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危亡的重大转折关头,这份情感就更为强烈。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民族危亡,以他们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以纸笔为武器,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在此次展览中,记者还看到郁达夫、朱自清等著名文人与抗战时局相关的信札,创刊于中央大学的抗战宣传刊物《新民族》杂志,等等。这些展品无一不展露这一群体救国存亡的大情怀与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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