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1 月 9 日，清晨 4 点半，中航的陆维森、华祝，央航的楼阅秉、徐文良等人悄悄来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他们巧妙地避开局外人，保障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登机。
7 点整，“两航”的 12 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驾驶员们一边发送干扰电报迷惑国民党空军，一边与预定的地面降落站保持联系，飞机穿越云雾，一路向北。
最终，1 架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11 架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
这一行动，代表了“两航”起义的成功！
那么，“两航”起义到底是什么事件？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1949 年春天，随着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
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
“两航”指的是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美商合资经营后又经多次股权变更的民用航空公司。
央航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后经改组而成。
两家公司在当时的中国航空运输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拥有众多飞机、空地勤人员以及丰富的航线资源。
两航从1948年年底起陆续从原来的基地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后总经理率主要部门机航组等迁移到香港。
央航总公司则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 年 8 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
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大幅下降，且与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港英当局还对中航进行各种限制，如要求其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并征用其厂房等，使中航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妄图把“两航”迁往台湾，但“两航”员工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不愿随其赴台，经过一番抗争，“两航”最终暂时留在香港，以摆脱国民党的直接控制。
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两航”的重要性以及员工们的心声。上海解放后，中共华东局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1949 年 6 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具体办理，同时电告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
1949 年 7 月，中央军委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
吕明曾是国民政府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认识了不少两航人员，在两航中有一定的人脉基础。
查夷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为中共党员，在央航的中上层关系较多。
1949 年 8 月 24 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于 9 月初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他们开始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而争取飞机驾驶员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香港的日子里，吕明等人既要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又要深入“两航”进步员工群体，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们耐心地向飞行员们分析当时的局势，讲述共产党对民航事业的重视以及对起义人员的欢迎和优待政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驾驶员们最终达成了参加起义、驾机北飞的一致意见。
时间在紧张的筹备中来到了 1949 年 11 月 9 日。
清晨 4 点半，中航的陆维森、华祝，央航的楼阅秉、徐文良等人悄悄来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
他们巧妙地避开局外人，保障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登机。
7 时整，“两航”的 12 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起义驾驶员们一边发送干扰电报迷惑国民党空军，一边与预定的地面降落站保持联系，飞机穿越云雾，一路向北。
最终，1 架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11 架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
“两航”起义的成功，犹如一声惊雷，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壮举，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各省负隅顽抗的空中运输线，直接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
同时，“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的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他们带回的飞机、器材等，也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中国航空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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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现，不仅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在战斗机设计、制造和技术研发方面的卓越能力，更是对“两航起义”以来中国航空人不断追求技术进步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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