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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丰县，位于赣中地区的中心。县城为恩江所环抱，故曰恩江镇。镇里有一座欧阳修纪念馆。恩江水哺育了全县几十万人民，它日夜不息地流着，像是向人们诉说着古代和现时的故事。谁也想不到的是，1991年初这里却发生一起震惊全省的奇案……

县有一户人家，男的名叫曾令山，其妻名叫宋菊兰。这是个勉强凑合起来的家庭。宋菊兰24岁，中等个，长得不算娇艳却也匀称适度。她在永丰县塑料包装厂工作，干活认真，性格开朗，人缘关系好，颇得全厂职工的好感，她丈夫曾令山原在县委当通讯员，后来调到副食品公司门市部当职工。曾心胸狭窄而多疑，性格内向而暴戾，精于心计、又反复无常。

他与宋菊兰的结合，完全是利用了少女纯真、软弱的特点，先花言巧语骗取欢心，继而施行强暴、玷污其身，最后以此要挟，迫使就范。菊兰全家对这门亲事极不费成，却又无力挽回，菊兰本人只好委曲求全，任凭命运摆布。

就这样他们草草地结了婚，婚后曾令山卑劣秉性更加外露，他的既爱菊兰又不放心菊兰的矛盾的变态心理，常常把菊兰弄得泪流满面。平时只要看到菊兰和另一个男青年说话、同行，回家后曾总要严词盘问，稍有不服就拳脚交加。婚后八个月就殴打过六次，即使在菊兰怀孕临产前也不放过。每次菊兰总是忍气吞声，想到当初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配成的苦酒，挣扎度日。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逆来顺受的惨淡生活，竟也不能让她活到尽头。

1991年元月5日这天下午，菊兰因产假期满。去厂询问有关上班的事。厂领导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为她调换了工种，还批准她多休息一个月。

4点15分，菊兰与一名干部同路,，有说有笑地走大院内的宿舍。

4点50分左右，这名干部看到曾令山从房里出来打水，并瞅见曾的裤腿着了火，正在冒烟，便向：“小曾，你的裤子烧着了，是怎么搞的？！”

这时曾不搭理，只顾提水回房并随手将门关上。

这样连续三次。当曾第三次提水时，干部感到情况有异，也跟着曾破门而入，只觉一股浓重的煤油味扑而来，接着发现房内地面上有一卷被烧着的被子，火苗已蹿了一米多高。

干部惊叫道：“你怎么搞的，着了火为什么不叫人？！”伸手将烧着的被子往外拖。

这时才发现被子里原来还着一个人，正是曾令山的妻子宋菊兰。此时她已被烧得伤痕累累，不省人事。众人立即将她抢救出来，放在走廊外，并立即叫来救护车送到县中医院，但终因烧伤过重,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身亡。

大院里烧死了人，而且烧得这样突然，这样离奇，这样悲惨，立刻成了全城街谈巷议的中心。

县公安局刑侦队风驰电掣般赶到现场，地区公安处的法医也奉命赶来。但现场由于救人救火，产生了严重变异，未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这时县局考虑到曾令山是在现场的直接关系人。出事时又只有他和宋菊兰两人在场，对宋菊兰的死，他有着直接的嫌疑和责任。于是依法将曾令山传讯到公安局讯向。

曾令山说：元月四日晚我和宋菊兰在门市部看电视时，发生过争吵，宋闷闷不乐。元月五日一早,她离家外出，我一直寻找到下午未见。下午四时我在家时，她回来了，仍不理我。我买了电影票邀她去看电影，她仍不去，我便开玩笑说：“你不去，我就同别的女人去了。”她未作声，我自没趣，就伏在桌上练毛笔字。当我猛回过身来时，只见宋菊兰抓着煤油壶往扔在地上的衣服和自己身上倒煤油。我连忙夺壶子，在盖壶嘴时，宋说了一句：“我就死在你面前！”我抬头一看，只见宋菊兰的衣服和裤子上都着了火，我急忙去扒她的衣裤，但火势太大，无法脱下，这时宋菊兰已被烧得支持不住，倒在地上。我立刻拿起二床被子和一件大衣盖在她身上，想把火压灭，但没压住，只好提桶去打水……

曾令山的这段话，无法证实，也无法辨别其真伪。加上现场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分析判断这一事件性质的重要依据，自然而然地集中到尸体检验上来。

经过解的，地区公安处的法医是这样结论的：“解剖检查见右额有皮下淤血，未见骨裂及脑挫伤等损伤。头部、右前额皮下淤血系撞击较光滑物体而形成，亦可排除外伤性脑挫伤及脑昏迷；提取胃及胃容物检验、无安眠药之类，可排除因安眠昏迷致死；根据全部尸体解剖，人体外表有70一75%二度、三度烧伤。在排除外伤性脑昏迷及药物性昏迷条件下认定：宋菊兰是由于大面积重度烧伤，导致休克死亡。”

法医的上述结论，使县公安局办案同志陷入了一种直观的简单推理：当时现场上只有曾令山和宋菊兰两人，没有第三者，既然法医检脸可以肯定宋菊兰死前处于清醒状态，那，如果曾令山要行凶烧死宋菊兰，就必须向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烧煤油，点火焚烧，而宋菊兰必须是不叫不减，不挣扎，不反抗，任凭曾来将自己烧死——这能够办到吗？合乎情理吗？假如这种情况实属不可能，那么宋菊兰在清醒状态下不喊不叫不挣扎反抗地被烧死，只有在自愿情况下才能办，不恰恰吻合了曾令山所述的情况吗？

为了解除群众的疑问，安定社会的奥论，县公安局根据以上的分析判断，匆忙作出了：朱菊兰系自杀身亡

不料这个结论一公布，在本来就不平静的永丰县城立刻又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公安局所作的“自杀”结论，最感到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宋菊兰的父亲宋仁清了。这个53岁的县税务所的税务员，矮墩墩的个子，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容易激怒。他对曾令山的为人很反感，他预感到他的女儿跟着会吃苦，他没能阻止住宋菊兰和曾令山结婚而感到悔恨。

宋仁清除了感情上的因素之外，他也还算是一个有心之人。他对菊兰之死作了许多分析思考。他认为菊兰没有自杀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出事当天，她产假期满，单位领导又照顾她调换了工作，她还可以多休息一个月。她的心情是开朗的。怎么可能一回家和曾令山拌了几句嘴就去死呢？过去曾令山不止一次毒打过她，甚至当众虐待、凌辱，她都忍受过来了，如今小女儿出世了，为什么反而轻生？不，不可能。

而尤其使宋仁清不能忍受的是，即使真的是菊兰自己浇油点火自杀，当时曾令山在场，竟然这样限心地不劝阻、不叫喊，不抢救，而眼睁睁地见死不救？！这哪里有一点人性，哪里还配做一个丈夫？！

想到这些，宋仁清胸中的血液奔腾了，眼眶红了，他认定曾令山说的不是真话，他认定他女儿菊兰是冤死的，他要为女儿申冤报仇，他要拼命把这事情弄他个水落石出。

为此，他想到县公安局的结论是根据地区法医尸检报告作的，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得重新验尸，

旧历年前的一天，江西省厅大门口来了两个风尘仆仆的人。一个是宋仁清，另一个是宋仁清的堂弟。上午八时，宋仁清兄弟俩走进信访接待室。信访科副科长邓桂链接待了他们,她仔细阅读了宋仁清带来的申诉材料和听取他们的叙述，并不时地同一些细节。

一个多小时后，邓副科长对宋仁清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一定尽快向领导汇报。请你们等候回音。”

宋仁清带着希望和疑虑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回到了落脚的旅店。

分管的厅领导都十分重视这一来访案件。大家认真分析研究了宋菊兰之死的具体情节。并且很快作出决定：立即派员复查。

当邓副科长将这个信息反馈给来仁清时，宋仁清心里终于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正月初七，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之中时，邓桂莲和省公安厅赵会安法医就登上了去永丰的路途。

晌午前，他们到达了永丰县公安局。饭后稍稍休息，便到县殡仪馆去检验宋菊兰的尸体。尸体又高度腐败，长满了霉斑。由于烧伤，不少地方已经糜烂而且长出了蛆虫。赵法医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地检查起来。

当查到死者左耳后时，他的面部表情出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因为他读过原先的尸检报告，对这处伤痕并无记载，显然是被略了。他量了一下此处伤痕为7-3厘米，皮肤缺损，边缘不齐，切开肌肉，见1-2厘米的出血区，对侧正常，接看赵法医在检查了其他部位后，又对整体烧伤的每个部位作了仔细地观察。

宋菊兰的父亲宋仁清及其他亲属听说省里来了法医，都纷纷赶来观看。一时间在殡仪馆门外，聚集了不小的一堆人群。邓桂链利用了这个有利机会，广泛地接触群众，从容地向他们开展调查、询问，渐渐地又弄清了不少问题。

第二天，他们又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对照现场的物品位置、宋菊兰被烧时躺倒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痕迹，赵法医心中开始理出了一些头绪。但出于慎重，他未动声钯，只是拍了一些照片。他需要仔细琢磨，甚至还得去考证一些资料，他必须认真负责，他明白这次复检的份量。

从永丰回来后，赵法医依据检查和勘察的资料，对照邓副科长调查获得的情况，认真作出了复检结论：死者右额部和左耳后有两处损伤，其形成系打击所致。致伤工具因损形态不具特征性而不能具体确定，但拳脚或其它钝器可以形成。由于损伤在头部，因此不能排除脑震荡存在。

在省公安厅副厅长康宏扬明亮的办公室里，赵会安一边放着自己制作的一套幻幻幻灯片，一面谈出了自己的上述见解。邓桂链又补充了调查访问所得的几点主要情况，其中有：

1、据宋菊兰的同事、朋友、邻居反映，出事前，特别是当天下午，宋菊兰情绪稳定，神态正常，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根本没有自杀的反常表现；

2、曾令山心胸狭窄，冷酷多疑，性格暴良，经常对宋菊兰打骂、训斥，有两次在争吵中点火烧过一次枕巾和一次笔记本，每次暴怒都会恶狠狠地说：“我要杀死你和你全家！”

公安厅办公室和刑侦处的负责人听取了汇报后，进行了分析，最后良副厅长拍板了：宋菊兰自杀根据不足，他杀不可排除，吉安地区公安处和水丰县公安局对此案要进行全面复查。

复查工作从现场做起。现场位于永丰县委进大门左侧一栋平房靠西头最后一间房内。此房的隔壁是仓库，仓库的隔壁是统战部、信访办等部门的办公室，宋菊兰和曾令山的卧室不大，桌椅床柜等家具基本上把房子塞满了。除了床上有翻动外，其余物品摆设照旧，没有出现位移、翻动，也未出现撞击、挠损，在掌近门边的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有油迹和燃烧的痕迹，范围很小。

在地面的一角，刘勇科长敏锐地注意到遗留在那里的一只红色女式左脚布鞋，无油污，但鞋面外踝关节处有擦划痕迹，经核对，正是宋菊兰的当时穿的鞋。

对现场复勘以后，他们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访问。

在紧张调查之后的几天夜里，刘勇都失眠。调查所获的情况像无数细流汇入脑海，形成一股股翻腾的波浪。他紧张地思考着，开始把各种情况和线索分成相同和相反的方向理出来，然后按照逻辑思维的法则，进行推理。此刻，刘明的小笔记本上出现了一组简短而清晰的字句：不排除生前昏迷、无挣扎翻滚、未听到声响、无厌世情绪、有虐待行为、争吵中曾点火烧过一次枕巾和一次笔记本……

这些表面上残缺不连贯的字句，实际上是一条清晰的判断的依据。但是经验告诉刘勇，就目前这些依据还是不够的。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反证，证明嫌疑人的供述是谬论的，反过来也就证明了调查的推断是正确的。

但怎样来证明嫌疑人的供述是谬论的呢？刘勇的思维顺着轨道深入发展，他必须想出一个令人折服的办法来。

1991年3月15日，刘勇托人购买了两头小猪，放到与现场同等环境的房子里，并且按照宋菊兰临死时所穿衣服情况，分别给两头猪穿上合身的儿童衣服。穿好后，将其中的一头击昏，另一头则绑在有一定活动空间的柱子上，两头猪的周围按照宋菊兰被烧死地点所摆设物品的距离，摆好若干物品。

然后给两头小猪浇上等量的煤油同时点燃，着火后，两名干警藏着防火手套分别去脱两只猪身上的衣服，结果是仅四秒钟，火势就遍及全身，根本无法将衣服脱到四肢处，而且在脱衣服时，防护手套被烧焦。还有，死猪在静态中被烧死，周围物品无翻倒、撞击，活猪则挣扎逃窜嚎叫，现场周围物品东倒西歪，一片跟籍。

这个试验，以生动的客观事实揭露了曾令山原先供述中的若干破绽，使分析判断的思路更加清晰。

至此，公安处正式决定：成立五人专案组，对重大杀人嫌嫌疑对象曾令山立案调查。

四月中旬，专案组发现曾令山思想紧张，内心恐慌。妄图潜逃和挺而走险进行报复。为此，正式对曾令山实行了收容审查。

收审后，专案组根据曾令山的性格，采取了相应对策，故意“冷”了他三天。曾令山在中表现迷惑不解，烦躁不安。入狱前准备好对付我审讯的心理防线倾刻瓦解。经过观察、了解，摸准了曾令山的思想活动之后，开始了与他短兵相接的审讯。

在审讯中，侦查员让他一次一次地讲，一次一次地编造，然后找准漏洞，攻其不备。同时选择有利时机，适当使用证据，使曾令山不能自圆其说或哑口无言，这时再伴以法律武器，攻心说理。经过这样的几个回合之后，曾令山终于抵挡不住凌厉的攻势，不得不低头缴械，吐出了犯罪经过。

曾令山最后的供词是这样的：元月五日下午四点左右，宋菊兰从外面回来了，我对她说：“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吃过饭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因为前一晚我们因看电视的事吵了嘴，她还在生气，所以没理住我。我见她不理我，就动手打了扇个耳光，我的右手，我就势把她抱起摔在地上，用穿了皮鞋的右脚朝她头部耳后踢了一脚。过了一会儿未见她起来，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顿时很紧张，误以为被我踢死了。

我怕公安机关追究责任，为了逃避罪责，我将她拖到房中间一块空地上，拿起煤油桶子往她身上浇煤油，并用两根火柴占燃了她的脚和上身衣服。火顿时燃起。烧的过程中，她的头和身子动了几下，这时我方知她并没有被踢死，就急忙来解她的裤带，脱她的裤子和上衣，但火势太猛，脱不下，就将床上两床棉被和一件大衣盖在她身上灭火，但还是灭不了，才拿起桶子去外面打水……

宋菊兰的冤案大白于天下了。但是，这个妙龄少妇，贤淑的女工却再也回不到阳光灿的现实世界来了。

在最近的一次审问之后，他用呆痴的目光盯着地面，喃喃地说：“我有罪。我对我的罪行绝不会推卸。我请求政府帮我把小女儿养大……”

“那么,，你和宋菊兰究竟有没有感情？”

“我知道我心里只有她，她的心里也只有我。”

“那你为什么要那样地虐待她，甚至不惜置她于死地呢？”

“我……”曾令山语塞了，泣不成声了。

恩江的水仍旧流着,流着。这怨、这恨、这泪，就如同东去的水，缓缓而去，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