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去晚了。
我走进会议室时，武装部长正在讲话：
“唐山伤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要把他们当成亲人看待，同样的道理，来这里治伤的老人，也是我们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老婆，也是我们的老婆……”
底下一阵哄笑。
武装部长知道自己说走了嘴，连忙更正：“不，是我们的嫂子！”
底下又是一阵笑声。
武装部长生气了，冲坐在后排的我招招手：“你，站起来！”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问：“咋，咋了？”
“咋了，你他妈知道开会咋还来晚了？”
“报告，我提前不知道开会，民兵连长告诉我晚了，所以，我才来晚了。”
武装部长想从我这找个台阶下，我却不知趣地把梯子抽走了。
作为公社的一名普通社员，我突然间就背起了枪。
所有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我原本要参加县里组织的“千人筑坝大会战”，为了早起，前一天晚上，我早早躺在下来休息。
可恨的是，生产队里的那几头大骡子却一个劲捣乱，从棚里挣脱缰绳跑了出来。
我不是生产队饲养员，只因为家里孩子多，没地方住，挤到饲养员这里。
和我一起住的还有方晓兴，是电工。
骡子跑了，我俩和李志永赶紧去追。
四头骡子，三人追，分两个方向，直到晚上十一点，才把这些家伙拴进棚。
李志永说：“拴紧点，要不还得跑。”
大地震发生时，土炕一阵猛烈颠簸，我以为起火了，嗖地一下从窗户跳了出去。
水库会战取消了。
我们这儿不是震中，房子倒了一些，伤亡并不严重。
别人忙着搭防震棚，方晓兴却让我帮他检查线路。
我上过一个高中，物理知识还可以。
当天下午，我俩被叫回大队部，民兵连长对方晓兴说：“公社缺电工，点名让你去帮他们搞柴油发电机。”
我心想，你找电工，把我叫来干啥？
这时，民兵连长对我说道：“你，马上领支枪，跟小方一块去公社武装部报到。”
我盯着方晓兴，惊讶地说：“哎呀呀，老弟，你不得了啊，配专职警卫啦。”
方晓兴也愣了，有点不解地瞅着民兵连长。
民兵连长当胸给了我一拳，说：“咋这么多废话，我还没说完呢，你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伤员安全。”
就这样，我俩来到公社，接受了公社武装部长训话后，我领到一支53式冲锋枪。
李志永居然也成了民兵，背上了枪。
上午，我正在大街上巡逻，突然看见一群社员向公社西北角的一个大队跑去，有人边跑边喊：出大事了，有人中枪了！”
离大队部几十米远的一个地方，围了几十个社员。
人群中躺着的是大队的现金保管老王。
他像虾米一样蜷缩着身子，小肚子下面流了一摊血。
老王对面，木桩子似地站着一个背着枪的民兵，脸色惨白。
老天，那不是李志永吗！
难道，是他开的枪？
不一会，大队赤脚医生带着一个外地医生赶来，给老王进行了紧急包扎，抬上一辆马车。
几分钟后，公社武装部长也来了，将情况上报了公社和县公安局。
原来，大地震把该大队的饲养棚震塌了，20头大牲口全跑了。
巡逻的民兵整整找了一天，只找回19头，找不到，就挨家挨户查。
查到老王家时，见他家拴着一头牛，旁边摆着一盆水、还有一条绳子和一把刀。
李志永呵斥道：“你这是要杀牛吃肉，侵吞集体财产吧？”
老王说：“牛跑到我家捣乱，我还没找你们呢，你倒恶人先告状，满嘴喷粪污蔑人！”
李志永说：“让大伙评评理，你拴了牛先不说，咋有刀，有绳子？你解释解释。”
老王说：“有刀有绳子，就证明我想杀牛？我杀了吗？有犯罪事实吗？”
李志永说：“你他妈干了坏事，还满嘴大道理。”
两人越说越激动，动起手来。
情急之下，李志永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子弹打在老王小肚子上。
在医疗点抢救了十个小时，老王终因失血过多死了。
开枪的李志永被判处有期徒刑。
背着枪巡逻、打靶，很是神气了一段时间。那时，公社北面有个小操场，被武装部长改成靶场，没事时，我们就在那里瞄准、射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打靶成绩快速提高，最好成绩3发26环，还被推荐参加了县里比武，只不过没拿到名次。
八月中旬开始，公社组织电影批判会。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放电影就放电影，咋还和批判会扯一起了？
原因是这样的：
大概地震十天后，上面突然来了要求，要集中揭批处理地震中的违规违纪人员，包括擅离职守、侵吞物资、优亲厚友等等。
公社开始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只挖出两人，一名党员和一个生产队长。
犯的错其实现在看也不大，只是偷偷往家里拿了几根木杆盖防震棚。
不过，这在当时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东窗事发后，两人成了反面教材。
公社的处理方式很独特：让他俩每天晚上到各村自我检讨，接受别人批评，最后放一场电影，一举两得。
有活动，我们就要出面保卫。
开始时的新鲜劲很快过去，活动结束后，我们还要把两人“押”回家。
开完批判会，再看完电影，一般都会到晚上十点，再走十几里的山路，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8月底的一天，轮到去下峪村开会。
白天刚下过雨，路很滑，去时天还不算黑，批判会开完，放电影时，放映机出了问题。
俩放映员开始鼓捣。
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结果，人们没了耐心，搬起小板凳回家了。
放电影的事不了了之。
回家还有十多里路，四周漆黑一片，又下起了雨。
泥泞的山道上，不是石块就是水坑，人摔倒没事，枪摔坏了可不行。
我们背着枪，三步一个趔趄，五步一个跟头，比两个“犯人”狼狈多了。
生产队长想出手相助，我严词拒绝，还被我大声呵斥了一顿。
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弄得满身泥水。
后来想，幸亏是在夜里，要是白天被老百姓看到，岂不笑掉大牙。
10月初，执勤结束了。公社卫生院办了一期赤脚医生培训班，村里让我去，我不感兴趣，没去。
由此，我错过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纪念抗震胜利十周年大会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举行。
当时，我在市区西山口建筑工地打工。
工友说想到会场看看，我也来了兴致。
到了会场入口，我俩却被警戒的战士拦住去路：
“同志，对不起，没有入场券，不得进入会场。”
工友泄了气。
我不死心，凑近小战士，问道：“你多大了？”
小战士说：“22。”
“十年前，你干啥？”
“我？当然是在上学。”
“十年前，我和你现在一样，”我说。
工友听了，来了兴致，说：“别扯了，你当过兵？”
我说：“当然当过，不过，是民兵。”
“民兵？打过枪吗？”
“当然打过，最好成绩3发26环，咋样？”
工友笑了，冲我竖起大拇指。
那天，我俩在广场外面看的纪念大会。
尽管离现场挺远，也听不清声音，十年前的一幕幕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铺阵开来……
（本文主人公尹秋，男，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唐山遵化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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