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为何代代相承？
之前我们介绍的《父亲》、《村小的孩子》、《穷富翁大作战》、《18岁的流水线》等相关纪录片，都在揭露一个现象：上一代的贫困，会蔓延到下一代身上！日本NHK的纪录片《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冲击》，则告诉我们，在日本，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
女性就业难，是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15-34岁的年轻的女性当中，选择非正式工、年薪低于200万日元（约9.2万人民币）的有289万人，占据了80%。
这部只有49分钟的纪录片，就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艰难度日的日本女性。19岁初中毕业打工，养活一家三口19岁的千寿枝，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因意外去世，从此她和她的母亲就陷入了贫困。母亲还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千寿枝初三毕业就开始在便利店打工，每天早上5点做到中午12点，月薪8万日元（约3700元人民币）。
她还有一个妹妹，几乎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一家人的生计，也基本是靠千寿枝的打工收入。尽管如此，也经常会出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在这里说明一下，由于日本物价较高，消费水平不一样，8万日元的月薪，养三口人，真的是一个会挨饿的概念。
当记者问她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时？她说，没什么理想，只想摆脱现在这种生活状态。
但她还是告诉了记者，想成为一名保育员，有了文凭才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每天都会利用空闲的时间学习，但是3年3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学费，以她的赚钱能力和家庭环境，很难凑齐，千寿枝说想申请助学贷款来完成学业。
在千寿枝的心里，读书是改变自己生活的唯一方式。纪录片的最后，她如愿站在了学校面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9岁大学生，假期拖着行李箱去打工19岁的伊藤夏木，一名在读女大学生，学费要400万日元（约18.5万人民币）。为了赚学费，她拖着行李箱坐大巴去东京打工。
父母离异后，她跟着母亲生活，为了摆脱贫困考上大学，结果上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更贫困了，母亲供不起她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得自己赚。
相对于其他城市，东京的最低时薪保障更高，所以她假期会去东京打工，一般是1天打三份工，她当时的职业是“时薪较高的工地工人”。考大学原本是希望改变贫穷的现状，但是贫穷带来的连锁反应很难抵抗。伊藤的母亲，离婚之后就很难找到全职工作，最终只能不断地去做兼职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全职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最终打了大半辈子的散工。录节目时，伊藤的母亲打着两份工，月薪加起来了不到15万日元（约7000元人民币），能把孩子养大，已经是她最大的努力了。
说起以后的打算，伊藤说不知道。但她说：“有工作真好啊！”
为了省钱，在东京打工的伊藤，通常选择住在网吧。
14岁辍学，住房不到2平米日本的网吧是可以住宿的，每个人有个小隔间，还有专门洗澡的地方。根据统计，在网吧居住的，有7成都是长期居住的女性。
在伊藤住宿的网吧，就有一对姐妹，已经在网吧生活了两年半。姐姐彩香，19岁，一边打工，一边还要照顾正在上初三的妹妹。妹妹14岁，但已经有半年没去学校了，她也住在这间网吧，以及她们的母亲的也住在这里。
10年前离婚后，这位母亲独自抚养着两个女儿。她从事看护工作，但并不是正职，而是派遣类。因交不起房租，被断水断电，母女三人蜗居在网吧。生活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了姐姐彩香的身上。高中辍学后，彩香一周有5天时间在便利店打工，月薪10万日元。这10万日元加上母亲给的几万日元，是她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和住宿费。姐妹俩每天只吃一餐，一块面包两人分，渴了就喝网吧里的免费饮料。
彩香说，努力攒钱，希望等到20岁，能从网吧搬出去，也希望妹妹有条件可以继续上学。（备注：日本租房子需要很高的保证金或者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虽然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但行动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悲观，什么都做不了。
24岁海归，只能端盘子打工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就会变好吗？24岁的村上悠，学生时代还曾在国外留学。大学毕业2年，一直找不到正式职工的工作，做着和大学时代一样的兼职，餐厅服务员，时薪800日元，和大学时一样。
她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为了读大学，申请了516万日元（约24万人民币）的助学贷款。
大学时，村上悠对未来充满了幻想：“等毕业后，我会找到一份正职，然后努力工作、慢慢晋升，过上好日子。”结果却是被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放弃了对未来的想象。这个24岁的女生，被生活榨干了所有精力，一个人活着已经够累了，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未必能让生活更好，说不准变得更糟。
村上大学时代的朋友齐藤爱实，作为正式员工在卡拉OK店工作，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个月净收入是15万日元（约7000元人民币），没有奖金和津贴。周围年龄相仿的男性有很多也是这种情况，都无法考虑结婚生子的问题。
28岁单亲妈妈，打三份工养不起女儿据统计，日本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在逐年增加，人数已达124万人。其中20多岁的单亲妈妈中，有8成年收入不到114万元（约5300元人民币），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28岁的广田敏枝，是一位5岁女孩的母亲，在女儿1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
她做过上门推销、也做过服务员，就是找不到正职工作。靠月薪和国家的抚养补贴，广田一个月有5万日元（约2300元人民币）的收入。为了不让贫困遗传给她的女儿，她希望能考取保育员的从业资格证来提升竞争力，找个好工作。
日本单亲妈妈考取资格证有政策，2年每月给10万日元补助，但是广田的学费3年需要380万日元。为了凑学费，广田做了好几份兼职，结果却因为太勤奋工作，收入超过补助标准，补助金变成了7万日元。
她的愿望是希望能够攒够钱供女儿上初高中。
但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还是存不下钱。
因为穷，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考虑结婚生子。日本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NPO（非盈利组织），专门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养育孩子的女性，将生下来的婴儿，以特别收养的方式，被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收养。据统计，NPO收到的案子中，52%都是因为穷。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桎梏下，女性，在日本就业环境中，一直都是弱势群体。根据日本国税厅公布的薪资统计调查，日本男性平均年薪为502万日元（约23.3万人民币），而女性只有268万日元（约12.4万人民币）。
日本于1999年出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以此鼓励女性就业。
然而同一年又修改了劳动者派遣法，基本上所有行业都能实行派遣制，以此缩减工资成本。在15-34岁的女性中，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从1987年的20%，上升到了2012年的47%。这就导致日本女性就业率看上去逐年提高，但实际收入却少的可怜，越忙越穷，而低收入又使她们无力缴纳社保费用。陷入贫困的女性，很难摆脱贫困，而贫困会对下一代产生连锁反应。因为没钱负担孩子的教育，孩子只能辍学甚至打工挣钱，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贫穷就在孩子身上继续蔓延下去。穷就像遗传病，一代接一代地传染。
近20年来，日本女性不婚不育的比例不断攀升，和80年代相比，如今日本女性的未婚率增加了不止一倍。这大概是日本女性对这个社会，最后的反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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