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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众多将领中，李仲英的经历颇为非凡。原为哥老会大佬的他，受早期党员谢子长影响，毅然投身于陕北红军。李仲英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却因个人习惯及贪污嫌疑，在1954年惊人地被开除党籍。一个曾是革命核心的人物，怎会走到这般田地？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仲英的早年历程颇为传奇。他曾是哥老会的重要人物，进入该会的经过也颇具戏剧性。家境贫寒的他，被家人以极少的资金送入哥老会，交给了名叫李二刀客的老大。李仲英在哥老会中迅速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了组织中的核心人物，拥有了丰厚的资源和影响力。

尽管身处黑道，李仲英心中却怀有革命的理想。当谢子长在陕北地区传播革命理念时，李仲英与其他有志青年一同响应号召，加入了红军。在红军中，他的直接上级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刘志丹。在刘志丹的带领下，李仲英参与了诸多战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劳山之战，他在此战中率领部队成功消灭了两个团的东北奉军，令国民党将领张学良颇感意外。

在他奋战在前线的同时，国内爆发了“肃反运动”，不幸中的是李仲英的母亲在这场运动中丧生。这一打击让他深感痛心疾首，但他坚守革命理念，没有对革命队伍发起攻击，而是选择通过战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1930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中，李仲英与谢子长相遇，谢子长这位革命的铁血战士和思想导师，用他坚定不移的理想和满腔热血激发了李仲英的革命潜能。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使得李仲英决定放弃他曾经的江湖生活，坚决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中。他从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开始，依靠其非凡的胆量和军事智慧，迅速成为红军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一系列战役，如兑九峪战役中，李仲英表现出色在战术上显示了极高的智慧，也在战场上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为红军赢得了关键的胜利，他的名字也因此与红军的荣耀紧密相连，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象征。但正如历史总有其矛盾和复杂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革命的复杂局势中，李仲英同样面临了个人弱点与时代局限的考验。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仲英被派至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这段经历对他充满了挑战与矛盾。虽然他急于回到战场，但他也意识到深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对于未来的斗争至关重要。在学习期间李仲英保持了严格的纪律性和责任感，完成了所有课程，并在毕业后的各项工作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

在1936年的春季，正值红军东征之际，李仲英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兑九峪之战爆发时，红军总部险些被阎锡山率领的晋军包围，毛主席和彭德怀处境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李仲英迅速带领部队前往援救，他的及时行动挽救了可能的灾难。总部当时守卫薄弱，缺乏重火力支持，如果李仲英到达晚了，后果难以想象。

彭德怀见到李仲英率部到达，心中大喜，即刻指派叶剑英指挥243团，由李仲英统领，成功击退了晋军。这一战役后李仲英名声大振，被军委表彰为革命英雄。基于他的哥老会背景，毛主席亲自派他回陕北做统战工作，利用他的影响力，让许多地方民团归附红军，他还运用哥老会的网络，解决了延安的粮食危机，成功借得大量粮食支持红军。

1937年3月，红29军的军长职位由李仲英接替。红军整编为八路军之后，李仲英被赋予了重要职责，出任120师359旅的参谋长，阎红彦和贺晋年在八路军成立初期的职务仅为营长，随后才晋升为团长和团政委。这使得李仲英成为陕北红军中唯一的旅级干部，显示了他在军中的独特地位和领导才能。

尽管李仲英在抗大学习期间被任命为359旅参谋长，实际上这一职务更多是名义上的，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抗大学习结束后，他被派往绥德警备司令部，担任军事处处长，主要职责是维护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1948年8月，随着其部队编入西北野战军，李仲英担任了8纵14旅的副旅长。而此时，他的老同志阎红彦已升任中野第三纵队的副政委，贺晋年则成为了东野第十一纵队的司令，两人的职务都已远超李仲英，显示了在不同战略阶段内部晋升的差异。

1949年的军队整编中被提拔为第八军团二十三师的副师长。他领导了解放大同的关键战役，表现出色。战后他被调至甘肃临夏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和党委书记，致力于肃清当地的反革命势力。在此期间李仲英展现了坚决和果断的领导风格，成功清除了马家军残余势力。

1950年，李仲英接受了一个新的角色，返回西安担任管教处处长。尽管这一职位相较于他以前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和身上遍布的伤疤都是他辉煌军事生涯的证明。

李仲英的身体记录了他战争经历的严酷。他身上的弹孔高达15个，展示了他在前线的勇敢与牺牲。其中最为显著的伤口，是一颗子弹从他的颈侧穿入，肩部穿出，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这些伤口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段血与火的故事。

对于李仲英来说，轻伤已是家常便饭，甚至有时他会因忙碌而忽略这些伤痕。他经历的最有趣的一次伤害发生在一次用餐后，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滩血迹时，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口。原来在未觉察的情况下，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留在了皮肤表层，而在他检查时不慎掉落。

更为严重的一次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肩膀打入，贯穿至胸口，虽然幸免于心脏直击，但对他的内脏造成了重大损伤。这次伤害留下了长期的肺部问题，每当呼吸和说话时，都伴随着剧烈的痛苦。

在1951年的初，随着国家全力推进“三反”运动，李仲英的吸食大烟问题被曝光，他还被揭发曾借出两万大洋给商人进行投机倒把，这让他成为了“大老虎”级别的贪腐目标。面对上级的指控，李仲英激烈反驳，坚称自己清白，并引用张闻天的批准为证。

在公开场合，李仲英强烈反驳指控，声称：“我没有贪污，吸食大烟是出于医疗需要，得到了张闻天的批准，而轿车是王震基于我们的老交情送给我的。”尽管如此，他的解释未能为他赢得同情，反而加深了他的困境。

因其强硬的态度，李仲英受到更为严重的处理，被认定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不服的他前往北京求助于毛主席。毛主席与李仲英私交良好，他幽默称李仲英为“猪嘴司令”，安抚他称问题将由组织调查清楚，让他先回西安继续工作。李仲英依此安心回到西安。

毛主席的宽容对李仲英并非无原因。据悉李仲英因战伤严重，在特殊情况下被批准使用毒品以缓解剧痛。他所使用的小卧车原是作为友谊礼物由张震将军赠送，并非私自购买。关于那笔巨额资金，虽然被投机倒把的商人利用了李仲英的名义进行操作，但李本人并未有直接参与。知晓了这些背后的情况后，毛主席展示了对他的理解和关心。

尽管毛主席给予了人性化的考虑，李仲英的政治生命仍难以恢复。到了1954年的整党运动，他之前的种种问题再次被提及。他因多项指控被剥夺了党籍，这不仅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使他错失了1955年的授衔机会，这无疑成为他人生中的巨大遗憾。党籍和未来的荣誉被剥夺后，李仲英的生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他从一个受尊重的军官变成了被组织遗弃的普通人。

在1961年的春初，寒风依旧凛冽，农历正月初八这一天，李仲英在多舛的人生路上画下了句点，享年五十一。曾是战场上的英雄，他的生命在这寒冷的冬天结束，在西安郊外的一片寂静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他的遗骸被火化，骨灰庄严地安置在西安烈士陵园，那里安放着无数为国家献身的英烈。

这片庄重的土地被松树环抱，树木四季常青，如同守护着这些英烈不朽的信念。每到清明节，人们携带着鲜花和深沉的缅怀之情，前来向李仲英的墓地致敬，表达对他无私奉献的尊重和怀念。他的墓碑刻着简洁而庄严的铭文，概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追求。

尽管他的人生充满争议，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勇敢表现无可置疑。他的生活故事和战场英雄事迹，在松树的低语中仿佛再次生动起来，回响在每一个来访者的心中。

当我们缅怀李仲英这位革命者的同时，历史也教会我们从过去中学习教训。李仲英的一生和逝世是对他个人命运的回顾，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警醒和激励，提醒我们继续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永远不忘初心，继续为理想和信仰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