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啊，是刘贾被识字苦。”阔别十几年，看着当年满头乌发的儿子，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甚至连眉毛都有些白了，陈赤柱笑着说道。好歹在活着的时候，等到了儿子回家，老人心中很是欣慰。
见老母亲笑着说自己受了读书识字的苦，李庆霖失声痛哭，如果不是当年冒然给主席写信，自己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粮食这个民生问题，毛主席参照苏联的大规模垦荒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北京60名青年到黑龙江垦荒1200亩，拉开了上山下乡的序幕。
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就有近20万城市青年加入到上山下乡的队列。
十年政治风暴开始后，毛主席再次发出指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但随之而来的，也有吃不饱饭，看不了病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正之风。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往往是“报喜不报忧”，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也便成为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的“导火索”。
当时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也是上山下乡青年中的一员，结果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后，不但吃饭成了问题，经常还得靠家里贴补才能生活。眼看着儿子的生活越来越难，李庆霖开始一级一级向上反映，结果都毫无音信。
被逼无奈之下，李庆霖决定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为了能够确保毛主席看到这封信，李庆霖将收件人写成了王海容，只因为他经常看到王海容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
就这一个小小的改动，确实让这封信顺利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李庆霖在信中反映的真实情况，深深触动了毛主席，毛主席足足看了三四遍，才给李庆霖写了回信，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三百元，贴补李庆霖的生活。
就是这一封回信，彻底改变了两千万下乡知识青年的处境，也将李庆霖推向了风口浪尖。
1973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庆霖的这封信和毛主席的批示，成为调整知青政策的权威依据。紧接着，分管福建地方工作的韩先楚亲自接见李庆霖，并指示当地县委将李庆霖提拔为小学革委会副主任，并调整工资。
自此，李庆霖在政治道路上开始节节高升，一直上到全国人大常委。但同时李庆霖也受到一些人的利用，利用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到处表态作报告。
1976年政治风暴结束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之后被宣布正式逮捕，法院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对于这样的结果，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绝没有犯下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李庆霖被送往崇安监狱服刑，改革开放以后，福建省高院重新裁定，李庆霖由无期徒刑减为10年有期徒刑。1994年，在两次获得减刑后，李庆霖重获自由，回到了老家莆田。
阔别家乡17年，看着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庆霖无限感慨：“过去17年如坐井观天一般，真是不堪回首。”
由于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李庆霖先后给政府写信反映困难，很快县里就做出了安排，每月给李庆霖发放210元的生活困难救济费。后来经省里的领导批准，这笔钱又提高到了每月500元。
1997年，李庆霖的老伴病逝，李庆霖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失去了妻子后，李庆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自己也经常感叹，自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用的人。
但在知青们的心目中，李庆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如果没有他大胆“告御状”，他们的命运又怎会发生改变。许多受李庆霖影响的知青，后来纷纷写信表示问候，还寄钱给他治病。
由于常年饱受帕金森和运动神经元病的折磨，李庆霖的四肢五官逐渐不受控制，后来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完全失明。2004年2月，李庆霖在家中病逝。
由于经济窘迫，大儿子李良模最担心父亲没有葬身之地。好在当地政府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免去了火化费用，还无偿给李庆霖和他的妻子、父母提供了一块大墓地。
在李庆霖生前，时常感觉自己亏欠了父母、妻子，却没想到在自己身后，给父母、妻子赢得了一块风景秀丽的风水宝地。在李庆霖和家人的合葬墓台上，还刻着当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
对于父亲的这一生，大儿子李良模是这样评价的：“他一个小学教员，怎么能懂政治呢。一下子升到那么高的位置，哪里能把握得住自己，弄得晚年连退休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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