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帝距离我们的年代太过久远,有关他个人的活动不好落实,证明他是否真实存在也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
他可能是一位远古氏族的首领,或者是一个沿用的称号,亦或是多人层叠的集合体,真相到底如何,可能将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黄帝的影响深远,早已超越史学范畴。如今,黄帝已从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的界定中超脱,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形象。
关于黄帝早期的史料寥寥无几,春秋之后史料逐渐增加,汉代之后黄帝的形象渐渐丰满,到了近代关于他的论文以及文献多如牛毛。
黄帝
不管是疑古派还是崇古派,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能够拿出足以令对方信服的证据。
当然,这是史料不足造成的后果。不过,缺乏文献 ,不等于没有历史 。
事实上,人类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远比具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要漫长得多。不能因为缺乏文献记载就放弃对上古历史的考察。
王国维曾经说过:“传说之中, 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 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传说是一种融合了历史真相元素的混合体,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手段,这些历史真相的“种粒”无法被分离和识别。
由于没有文献记载,任何伟人,一旦了解他的同代人均已去世,在三四十年间,就会变成神话式的人物,更不用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了!
尽管传说混杂着神话,又是在后世才形成文字记录,但它蕴藏着历史真相的颗粒,仍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因而不能概以虚妄视之。
基于此种原因,我们首先从史料中,探寻一下黄帝的踪迹。
司马迁在给黄帝立传时就曾感慨: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实,太史公很明白关于黄帝的史料实在太少了,诸子百家虽然有记载黄帝的文字,但多为附会或者掺杂怪力乱神,难取信于人。
关于黄帝的事迹孔子、孟子都不怎么讲,士大夫或者有学问的人都很难说明白。
司马迁
为此他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以自己在那个时代能够操作的“多重证据法”去验证自己的论点,仅此一点,就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太多了,这也能体现出他治学的严谨。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局限性,这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受个人经验阅历的束缚,所以存在纰漏也是在所难免。
太史公最后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叙事框架,再加上他搜集的资料,择优而录,写就了《五帝本纪》。
可是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言别人“难言”的黄帝呢?
弄不好会因为这个首篇而影响整本书的可信度?画虎不成反类犬!吃力不讨好!
直接从尧开始写不是更好吗?
笔者查询了很多相关资料,得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期关于黄帝的记载很多,在《汉书 ·艺文志 》中著录大量与黄帝有关的文献,据田旭东统计,其中 “以‘黄帝 ’名、‘黄帝臣’名、‘黄帝相 ’名、‘黄帝之史’名为书名或作者的典籍,共有三十一家,589篇(卷)”,涉及诸子略、兵书略 、数术略、方技略。 所以司马迁很难绕过黄帝从尧写起。
第二种原因是政治需要,
“从高祖创业到武帝集大成 ,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经历了建立政权 、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大发展阶段 。在军事上 ,北定匈奴 ,南安诸越 ,构筑成庞大的封建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 ,则罢黜百家 ,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 。面对如此恢弘的形势 ,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以利于巩固刘氏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局面,以利于发展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宏图 。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司马迁 ,将黄帝加以世俗化 、个体化 、楷模化和祖宗化的塑造 ,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树立起膜拜的象征,为华夏各族擎起集合的旗帜 ,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第三、对于封禅的执念,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因为没有参与封禅的事情,心中愤懑,致命而死。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而封禅又不得不溯源到黄帝。
第四、为汉武帝改弦更张做张本。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所以为公为私,都要从黄帝写起。
黄帝陵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开篇短短14字,就引来后人无数的争议与探讨。
首先少典是谁?
结合上下文,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少典是一个国家,大概率是一个部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而公孙这个姓却显得比较突兀,如果说司马迁直接摘录《五帝德》里关于黄帝的记录:
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睿庄,敦敏诚信。但是文中没有关于黄帝姓公孙的记录,司马迁也没有依据《国语·晋语》黄帝姓姬的说法,而是让黄帝姓公孙。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通过努力,终于找到,将公孙作为氏者 ,始自《世本》,《世本》载:
公孙氏,黄帝氏公孙 ,子孙因氏焉。那就说明“公孙”并不是司马迁编造的。可是,他却把氏改为姓,这就是“姓氏合一”导致的错误。
在古代,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源于母系社会,代表了一个族群或部落的共同血缘关系,通常由女性继承;而氏,则是在父系社会逐渐形成的,代表了家族内部的分支或封地,通常由男性继承。所以就有“女称姓,男称氏”一说。另外还有“姓,别婚姻;氏,别贵贱。”的说法。
而‘公孙’这个姓,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来看,“公孙”这个姓氏在西周以前并不存在 ,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属于贵族姓氏。南宋郑樵《通志》载:
“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亦以为氏者,曰公孙氏,皆贵族之称。或跟黄帝姓公孙,因以为氏。”另外,黄帝的名“轩辕”也存在多种说法,
笔者仅列几种:
一种说法,轩辕是地名,皇甫谧云:
“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二种说法,是跟造车有关系,轩,车厢的扶手;辕,车前驾牲口的直木。《汉书·地理志》载: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三种说法,是跟衣服有关系,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黄帝始垂衣裳,有轩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而黄帝这个名字,也被阐发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的解释,从生殖崇拜,到太阳神。从黄土地到阴阳五行,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答案。
至于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可以看作是对其天赋的夸张表现。
接下来再看一下考古。
(1)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500-前4900年)延续约600年,距今约7500-6900年。遗址在河南新郑县城西北裴李岗村。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
(2)仰韶文化(公元前4900-前2900年)延续约2000年,距今约6900-4900年。仰韶文化遗址共发现5013处,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
(3)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体为前 3500 年)延续约 1000 年,以辽河支流为中心。初期处于母系氏族全盛时期,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4)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500年)延续约1800年。分布范围,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5)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前2000年)延续约1300年,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
(6)龙山文化(公元前 2350-前1950年)延续约1400年,距今约 4350-3950 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
(7)齐家文化(公元前 2000-前1900年),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延续约100年 ,距今约4000-3900年。
可见:从裴李岗文化到齐家文化的几个时期,时间跨度长达3600 年以上,距今约7500-3900年,跨越母系-父系社会,发展阶段亦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不会属于同一个时代。
这恰恰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和深远影响。尽管现有的文字记录,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当前的考古发现,都尚未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来直接证明黄帝的存在,但这同样无法成为否定其存在性的理由。
“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不过是难于凭信的假说。 ”
遗址如同时间的碎片,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朦胧记忆。它们以实体化的形态,使我们得以感知时间的跳动,借助想象去描绘祖先们的奋斗与期盼。
如前文所述,黄帝的形象已超越了其原始的范畴,被华夏儿女赋予了先人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并承载了价值认同的深刻现实意义。
参考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第 29 页。
^田旭东 :《从 (汉志>著录及 出土文献看战 国秦 汉间的黄帝之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 护技术教 育部重 点实验 室、西北 大学文化遗 产与考古学研 究 中心编著 :《西部考 古》 第 3辑 ,西安:三秦 出版社,2008年 ,第 175页。
^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家语·五帝德》
^宋衷 ,秦嘉谟.世本八种[M】.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社会科学论坛》 2015年第7期30-50,共21页。《“甲金文验古学”之七 黄帝崇拜的来龙去脉》陈明远
^[美]艾 伯 华,《中 国 通 史》第 32 页,王 志 超、武 婵 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 年版;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Pg.32,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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