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国发行第三套人民币，而五角券在此套人民币中发行最晚，1972年才最后“出生”，所以又被称作“72版”五角纸币。
“72版”五角纸币，票面呈青莲色，大小不过巴掌大，纸币正面图案背景是在纺织厂的细纱车间。
其中，正中间推着纱锭纺织女工画像人物是原型名叫蒋定桂。
她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说她普通，是因为她只是一个纺织女工，没上过大学，人生最质朴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体弱多病的母亲，说她不普通，则不只是因为她的形象上了人民币，更因为她的父亲。
蒋定桂
1947年，蒋定桂出生于广东东莞，父亲是长于东莞、发迹岭南的风云人物蒋光鼐。
在人们的记忆中，有关蒋光鼐，有两件大事：一是率粤军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二是在福建事变中建立反蒋政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他们在上海不断挑衅，借此提出无理要求。
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粤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挑衅动作背后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蒋光鼐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而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在战役中有效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情况下爆发。
十九路军根据蒋光鼐一早下达的密令采取行动，毅然迎战入侵日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军的第一枪，淞沪抗战自此开始。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其中一句话，字字铿锵，令国人振奋，敌人胆寒：
“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讽刺的是，当时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被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军饷也被扣下，但却因顺应民心，得到了民间的热烈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给予了十九路军大力支援。
戴戟、蒋光鼐、蔡廷锴（从左至右）
淞沪抗战从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签署的。
值得一提的是，淞沪抗战之前，1931年，蒋介石曾命十九路军参加对红军的“围剿”，而蒋光鼐屡征不出，因病离开部队，赴上海同济医院治疗，并在这期间结识了夫人黄晚霞。
1932年1月28日夜，当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电话时，还在养病中的蒋光鼐却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和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
真如火车站被日军炸毁
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彼时，十九路军都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
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飞机低飞到1000米以下低空狂轰滥炸，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
19路军
十九路军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但又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几乎全程处在孤军奋战中，白天打仗，晚上修工事，没有补给，也没有时间休整。
期间有一次蒋光鼐刚下令出击，就收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停战命令，军令如山，蒋光鼐长叹一声，只能收回出击命令，结果错过了最佳战机。
时隔几十年，蒋光鼐回忆起来，都不禁仰天长叹道：“那是一场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
而就在当时战火不断扩大，日军增兵的严峻形势之下，当时十九路军很多家眷都疏散了，但蒋光鼐却对夫人黄晚霞说：
“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黄晚霞闻言，只冲着丈夫笃定地点了点头，随后继续参加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员的工作中。
就在十九路军顽强的抵抗下，日军接二连三地失败，被逼得三易主帅。
直至2月底，日军第四任指挥白川率领两个师陆续抵达上海，日军兵力已增至8万，孤军奋战的十九路军凭借4万疲惫之师，如何能抵抗得过？
3月1日，十九路军中央阵线被突破，援绝兵尽，全线动摇。当晚，蒋光鼐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上下“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如此，蒋介石借日本人消耗掉粤军势力的目的也已达成，后续同日本人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凭借淞沪抗战中，蒋光鼐和19路军上下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就在这时，蒋介石却意欲肢解十九路军，将十九路军三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和安徽，结果遭到蒋光鼐、蔡廷锴的抵制。后蒋又强行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剿”红军，想使之两败俱伤。
而蒋光鼐在1931年屡征不出、到上海养病时便早就下定决心，永不参加内战，遂独自携同家人回到家乡虎门。
不久，因淞沪战役抗日有功，蒋光鼐又被调升闽绥靖公署主任，但他对此依旧不予理会，闲住在家乡由他祖父书房改建的“荔荫园”，终日不问政事，每天就整理和购置书籍，开鱼塘，植果树，修纪念碑，兴办小学，并准备筹备创立医院。
一直到1932年7月，蔡廷锴等亲自前往“荔荫园”，面请蒋光鼐出山。
蒋光鼐在随后同掌握广东军政两权的陈济棠会面达成广东福建合作默契后，才终于坚定了到福建上任的决心。
1932年9月20日，蒋光鼐抵达福建，并主张对红军采取和平共处的策略，开拓一个两广与福建联合抗日救国的局面。
不得不说，蒋光鼐是有大格局的。
1933年1月，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同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提出同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订立战斗协定，联合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卖国的蒋介石南京政府。
蔡廷锴
蒋光鼐获悉后，十分高兴，觉得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即找到蔡廷锴，直言：
“蒋介石驱使十九路军‘剿共’孤军深入，是想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这一招比他亲手歼灭我们更恶毒。如今红军提议真诚合作抗日，完全符合十九路军官兵不想再继续打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愿望。我们应当起来响应，也只有走联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军，我们很有必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
紧接着，蒋光鼐即尝试派代表进入苏区，与红军就停战以及联合抗日反蒋展开商谈，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同年10月，蒋光鼐赴香港参加会议，当时参会人员大多都是在野人士，而蒋光鼐是唯一在福建掌握实权的人。
会上众人群情激愤，一致决定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政府。
蒋光鼐深知反蒋的时机并不成熟，却为与会人员的激昂情绪所感染，坚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
回到福州后，蒋光鼐即以孙中山当年赤手空拳也敢闹革命的事迹，劝服了蔡廷锴，两人毅然决定不惜以卵击石，实行抗日。
随后，蒋光鼐又将家人全部送离了福州，迁回香港，只为轻装上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后来蔡廷锴回忆起来：
“在‘闽变’酝酿过程中，如果没有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而自己虽然明知军事、财政都毫无办法，搞起来也只有失败，但看到蒋光鼎如此，也就不再坚持反对意见。”
1933年底，各路人士齐聚福建，叶挺也应蒋光鼐之邀来到福州，福州城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而蒋介石在察觉到不寻常信号后，当即给蒋光鼐发电，历数他过往赫赫战功，希望他以十九路军光荣历史为重，回心转意。
后来，见蒋光鼐不为所动，蒋介石又将目光转向蔡廷锴，派出专机到福州，要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所幸蔡廷锴当机立断，非但不去，还扣留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
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即以19路军为主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福建人民政府一经宣布成立，蒋介石就调集了十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声势浩大，向福建发起讨伐。
于是，蒋光鼐第三次派代表前往苏区，请红军大力支援。
但因为这时毛主席已经失去了领导权，而苏区其他领导又迟迟不作答复，再加上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过于迅速，终未能挽回败局。
十九路军匆匆向闽南撤退，当时福州城内百姓贴满了“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的标语，更增添了一层悲壮色彩。
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光鼐败走香港，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
不过他也并未走远，抗战时期，他又担任了战区大员。
抗战胜利后，他同蔡廷锴等一同回到广州，并于1946年4月15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凭借自己多年在广东军界的关系，保护民主促进会的工作，号召国民党内革命同志反对内战。
余汉谋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蒋光鼐坚持留在广州，做国民党时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工作，希望能策动对方起义。
早在1938年，广州划分在第四战区，蒋光鼐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而余汉谋是该战区下辖第12集团军的司令，两人曾并肩战斗，抗击日寇，关系比较融洽。
这也是蒋光鼐这期间坚持留在广州的重要原因。
不过因为策反工作一直不顺利，蒋光鼐因此错过了北上。
1949年6月，政协在北京召开筹备会，原本就在新政协名单中的蒋光鼐也没能参加。
蒋光鼐
后蒋光鼐避居香港，8月终于抵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9月25日，蒋光鼐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本人非常欣幸能参加这次大会，正如一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多年的人，突然看见了光明一样。”
这一番话道出了在场许多民主人士的心声。
这时的蒋光鼐已经61岁，本想清闲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常委，国民党民革常委，1952年又经周恩来总理安排，担任了新中国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之后不久再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北京市负责人。
与此同时，蒋光鼐的妻子儿女也陆续从香港抵京。
蒋光鼐的儿子蒋建国后来回忆起来，福建事变失败他们众多兄弟姐妹随母亲逃到香港避难后，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们一家又开始逃难，后来在多方帮助下，他们一家才终于回到内地与父亲相聚，并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搬回广州。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他们一家再次成为反动分子的迫害目标，全家只好再次回到香港避难，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终于又同父亲团聚。
蒋建国还说：“我们虽然因为父亲而颠沛流离，但我们仍以有这样伟大的父亲而骄傲。”
蒋光鼐一家
蒋光鼐一共12个子女，5男，7女，其中长子早逝，剩下的11个子女中10个都考上了大学，只有最小的女儿蒋定桂未能如愿。
蒋定桂出生最晚，原本较其他哥哥姐姐都更幸运，幼年曾随家人避居香港，后来去到北京，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北京读的。
这期间她每年暑假，都能跟随全家一起去到北戴河度假。
蔡廷锴、蒋光鼐在北戴河
不过在她高三那年，一段风雨岁月不期而至，此后她再没有机会去到北戴河，求学之路也就此戛然而止。
紧接着，不幸再度降临，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因癌症病逝于北京。
6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右下角，登出了讣告——“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逝世……”
同一天，蒋光鼐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蔡廷锴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追悼会。
蒋光鼐
蒋光鼐去世后，夫人得到了民政局给行政级别三级的干部遗属发放的500元抚恤金，此后就没了经济来源。
蒋光鼐临终前，曾叮嘱夫人：“以后要是没有人养你，你就去做工吧。”
但蒋光鼐去世后，夫人的身体也很快不行了，她患上了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等多种疾病，每次心脏发作都要立即送医院注射西地兰
而这时，只有蒋定桂在北京，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分配在外地。
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1969年，蒋定桂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她去纺织厂当工人。
信发出去3个月，蒋定桂忐忑等待着，终于在1970年新年等到了回音。
后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蒋定桂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蒋定桂后来回忆起来：“这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工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女工。”
后来72版五角纸币发行，工厂里每个人的工资中都有这样一张新币，众人惊奇的发现，正中央的那个人就是蒋定桂，她的师傅在厂里一见到她就冲她喊：“钱上有你！”
蒋定桂不明所以，等到了车架，才被大家告知，从前曾经在车间照了许多照片的那个人就是这张五毛纸币的设计人员，而正中央的那个推纱锭的纺织女工，就是照着她的照片画的。
用蒋定桂自己的话来说：“1972版人民币五毛钱纸币，记载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
而蒋定桂的哥哥蒋建国在介绍兄弟姐妹时更曾骄傲提及，自己最小的妹妹虽未能读大学，“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工人，以前五毛钱纸币上印着的纺织女工推纱锭的画像就以她为原型”。
素材来源：
[1]蒋建国.父亲蒋光鼐在淞沪抗战中[J].团结,2005,(05):39-41.
[2]毛峥嵘.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始末[J].红广角,2012,(07):52-56.
[3]蒋程.割旧时代的尾巴:父亲蒋光鼐那一代军人最大的难[J].兰台内外,2011,(05):54-55.
[4]蔡绍芝.追忆先父蔡廷锴与世伯蒋光鼐[J].湖北文史资料,2002,(01):70-87.
[5]蒋定桂.第三套人民币“五角”纸币背后的故事[J].农家之友,201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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