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8月,干王洪仁玕兵败江西,10万大军覆没,本人被湘军俘虏,押送到南昌接受巡抚沈葆桢审问。在南昌,洪仁玕写下自述,对太平天国早期一些重要诸侯王进行评价。
洪仁玕说:“东王在世,前次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意思是,杨秀清能开疆拓土,其余将领则丢失土地,即便得到一些地方也不能弥补损失。
杨秀清开疆,其余诸侯则丢失土地?果真如此吗?洪仁玕没有说错,东王杨秀清时代,太平天国发展势头迅猛,让清军闻风丧胆。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杨秀清率兵北上,在运动中壮大太平军。2年后,太平军夺取南京、镇江、扬州,在江南建立江山,与清朝隔江对峙。
1853年西征,杨秀清在后方主持大局,太平军相继开拓安徽、江西、湖北根据地,压着湘军打,把曾国藩围困在南昌,胡林翼则被拖在武昌。如此,太平天国上游局势稳定,太平军处于攻势。
天京战场,杨秀清集中各路兵马,在1856年相继摧毁江北大营、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开拓了江南。如此,京师稳定,太平天国达到极盛,具备了取代清朝的条件。
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死于内斗。1857年,翼王石达开率兵外出单干,除了战败还是战败,6年后被骆秉章凌迟处死,饮恨大渡河。
“首义五王”成为了过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李世贤崛起,承担起挽救太平天国的重任。期间,太平军取得桐城大捷、三河大捷、浦口大捷、摧毁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六合大捷、庐州大捷、芜湖大捷,以及东征江浙的胜利。
1860年,李秀成开始东征,夺取江浙广大地区,建立苏福省、天浙省,为太平天国续命数年。但是,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取得的这些胜利,并不能扭转太平天国颓势。
陈玉成在东线、西线来回作战,也曾全歼湘军最精锐的李续宾军团8000人,却无法改变太平天国的劣势。随着陈玉成、李秀成东征,长江上游吃紧,湘军夺取武昌、九江、安庆,曾国荃的“吉字营”杀到雨花台。
李秀成在江浙获胜,不能弥补太平天国在上游的损失。安徽基地的丢失,不是江浙所能弥补,尤其是在军事上,让太平天国首都陷入清军包围中。
1862年,李秀成建立了天浙省、苏福省,但上游已经丢失。如此,曾国藩就可以分三路出击:左宗棠打浙江,李鸿章打上海、江苏,曾国荃打南京,太平天国收尾不能相顾,直到灭亡。
可以说,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没了东王杨秀清,确实就不行了。陈玉成、李秀成并非不能打仗,但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越打越弱,也就是洪仁玕所说的“进寸退尺”。
那么,为何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就不行了呢?是陈玉成、李秀成太差,军事水平不如杨秀清吗?都不是,杨秀清军事能力一般,谈不上很强。如果亲自上阵指挥战斗,在前线督师,杨秀清不如陈玉成、李秀成。
杨秀清能开疆土拓,其他诸侯只能丢失土地,主要是指挥权问题。杨秀清最大的优势不是打仗,而是可以大权独揽,可以在犯错的时候威望不受损,然后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最终赢得胜利。
北伐,杨秀清战略错误,2万精兵覆没。西征,杨秀清也有用人不当,导致局势恶化,如用林绍璋导致湘潭惨败,用石凤魁导致武昌失守,用秦日纲导致田家镇失败。
但是,犯错之后,杨秀清可以改,换成石达开督师,取得湖口大捷,韦俊反攻湖北,第三次按下武昌,西征进入新阶段。
杨秀清可以“天父下凡”,是太平天国信仰的纽带,从而控制政权、教权、军权,指挥将士就很顺利,没人敢当面叫板东王。指挥权统一,赏罚分明,将士就愿意卖力,太平天国就能打赢。
杨秀清死后,信仰没了,指挥权没了,将领就是各自为政,见死不救。洪秀全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便采取“封地制”,诸侯领地意识严重,不不愿意为他人火中取栗。
安庆之战,李秀成不救陈玉成,导致上游丢失。雨花台之战,除了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勤王,其余都保存实力,不来参加战斗,便宜了湘军。苏州之战,陈坤书、黄子隆这些忠王部下已经封王,也不听李秀成指挥,拥兵观望,苏州陷落。
江浙财税充足,又能与西洋联系,太平军不但能扩充数十万,也装备了不少洋枪洋炮,战斗力并不差。城池攻防战,太平军都能给淮军、楚军重大杀伤,但这些将领就是不愿意一起战斗,不能联合起来,而是单打独斗,被各个击破。
洪仁玕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说到了痛点:“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
太平天国依靠杨秀清,有杨秀清才能打得赢,是因为东王大权独揽,可以统一指挥。杨秀清死后,太平军将领互不统属,也不配合,结果被清军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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