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教师在灾区拍了张照片，后来在媒体上发表：
苍黄的天空下，凌乱的废墟上，半跪着一位老大娘。
她的白发被风吹乱，眼中饱含热泪。
老大娘一家九口，除她外，全部死于大地震。
老大娘见到救灾人员的第一句话是：“就是给我们打个招呼也好啊!”
包括救灾人员在内，没人能对得上来这句话。
仅仅过去十年，唐山大地震又来了。这一次更惨，上至地震官员，下至地震专家，无不为眼前的场景震撼。
这一次的视觉冲击比邢台大地震大多了，这一次的抱怨也比十年前大多了。
不，不是抱怨，开始更多的是仇恨，是唐山老百姓对地震官员的仇恨。
怎么个仇恨法？一些人被揍了。
下午，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带一班人马从北京赶赴唐山。
当面包车行驶到唐山丰润县以东三公里处时，道路上一条条裂缝和一堆堆废墟，挡住了去路。
汪成民下车打听去市区还有没有别的路时，遇到一群人，其中一个中年人上身穿公安制服，下身是一个大花裤衩。
中年人问他是哪里的。
“我是国家地震局的，”汪成民一不小心把实话说了出来。
对方眼中立马奔出怒火，从腰间拔出手枪，顶到汪成民胸口：
“什么,你是地震局的？你们这帮败类，老子毙了你！”
幸亏同行的一位同志及时过来解释：他不是领导，只是一个搞地震预报的工作人员。
“搞地震预报？你们疯了吧，都震过了还搞什么预报？”对方脾气更大了。
面包车上呼啦又下来一群人，又是拉，又是劝，对方才收了枪支，让他们把一位伤员带到飞机场才算了事。
震情分析会在唐山机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
开滦马家沟煤矿地测科、地震台负责人马希融刚汇报完两组数据，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把从身旁拽出他老母亲的血衣。
“大家看看，这是我老母亲生前穿的衣服，你们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有一本账。震前，我们马家沟不是没上报情况，我们报了，被你们压下去啦！”
马希融的这句话像一根火柴，瞬间将把人们的情绪点燃。
会场外瞬间冲进来六七个人，问马希融：“哪个是地震局的？”
马希融指了指汪成民。
“打他个王八蛋！”
众人一哄而上，吓得汪成民赶紧躲到桌子底下。
汪成民回忆：当时，要不是解放军战士及时赶到，用不了十分钟，他就会被活活打死。
汪成民也冤：地震前，他把唐山上报的情况报给了他的顶头上司，跟一把手也说了，但都不见效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干部刘占武。
大地震后，刘占武胳膊被砸断，胸椎第八九十节错位。
刘占武妻子搭一辆卡车，把他送到唐山机场。
机场人太多，等飞机的更多。
刘占武在一块木板上躺了三天，外地医疗队终于来了。
一位女军医问他：“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刘占武回答说是省地震局的。
顿时，七八个人呼啦一下朝他围拢过来：
“打他个王八蛋。”
“大夫，别给他治，疼死他算了。”
……
刘占武紧闭双眼，因为疼痛，也因为羞愧和恐惧。
妻子冲上前去，一把护住了他说：“大家听我说，我是医生，我的老母亲是得癌症死的，我也没办法。地震和癌症不是一样么？他也想预报啊，大家看看，他都伤成啥样了……”
妻子声泪俱下。
让我们再看看，国务院召开的唐山震情汇报会上，国家地震局的主管官员是如何汇报的。
当晚，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听取国家地震局汇报。
局长刘英勇介绍完情况后，由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汇报：
“我从事地震预报及相关工作16年了，从来没有见过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情况。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前兆都没有，因此，可以讲，唐山大地震完全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太可能预防预报的……”
正在这时，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负责人黄相宁走进会场。
华国锋亲自“点将”，让黄相宁发言。
上午，黄相宁在国家科委开会时，已经汇报了有关情况，新华社记者也已写了内参，上报国务院领导，因此，他必须实事求是。
“唐山大地震前，地应力出现明显异常，据此，我们结合地质条件，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五级左右地震预报的意见。”
刘英勇去了党校学习，再后来，调到农垦部任党组成员。据说，在这段时间，他每天夜里要服用至少三片“安定”才能入睡。
刘英勇因癌症去世，享年75岁。
而地震局的其他领导也全部“大换血”，主管副局长查志远倒台了……
据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唐山地震局的牌子还不敢挂出来。
同样，国家地震局的牌子在那几年也没有挂出来。
作家陈焕新还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就叫《一个没挂牌子的国务院机关》。
很多人这样说：
在北京，哪怕是发布一个六级的地震预报都不得了，工厂要停产，停几天？使馆区要撤离，撤到哪里去？一千多万人口撤到哪里去？
言外之意，情况特殊，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不能报。
要知道，唐山大地震后，北京光防震就防了55天。
既然震后可以防55天的地震，老百姓可以住两个月的防震棚，那么，不要说55天，拿出15天，25天，在震前搞一下防震，行不行？
震后能防震55天，震前为什么不行？
1976年，从夏天到初冬，全国有4亿人在住防震棚，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0%还多。
唐山大地震后，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抗震救作了大量报道：
西德的《世界报》说：在这座城市里，人们解决危局的速度之快令人称奇。
德新社说：工作自己在令人深刻印象的寂静中进行的，就像外科医生治疗病人那样寂静。
法国《震旦报》这样写道：他们给我们在有组织，克制自己，忘我，沉着勇敢方面上了一课。
应该说，国外媒体的报道很客观。
这也再一次说明，我们的体制在应对紧急情况，特别是大灾大难时有着特殊优势，或者干脆说是无敌的存在。
实事求是的讲，今天的震情预测预报体制与五十多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群防群测没有了。
这是时代的进步，也对广大地震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唯有一点不能改变，那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
有了情况，有了问题，应该自下而上层层上报，而不是为某些人的特殊利益所左右。
这，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注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唐山大地震》陕西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个没挂牌子的国务院机关》，地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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