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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黎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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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动历史上，由游牧入寇劫掠引发的战争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在传统观点中，游牧民族之所以要入侵农耕民族，是因为生计所困、迫不得已而为之。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游牧经济自身的不稳定性、以及游牧生产力的贫弱、导致其很容易陷入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不足的困境，而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入寇掠夺相对富裕的农耕民族。但是，这种观点或可解释边境小规模游牧社群的劫掠动机。而放置于游牧与农耕对抗的大背景下，似乎就颇为牵强了。尤其在汉匈战争史上，能否用“生计所困”来解释匈奴动辄数万骑的大规模入侵，值得打个问号。笔者认为，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政权，其入寇掠夺，往往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与经济原因。而非单纯是在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本文便以匈奴对汉帝国的入寇掠夺为例，尝试探讨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民族的深层原因。

首先，匈奴之入寇，说白了就是掠夺，这种掠夺实质上是一种辅助性生业。

而王明珂先生曾将游牧民族的掠夺划分为生业性掠夺与战略性掠夺。前者是为了直接获得生活资料、同时必须配合游牧经济的季节活动、一般在游牧工作大体完成的秋季或初冬；而后者则是为威胁恐吓定居国家以达成其经济或政治目的、是不定期发生的。

那么，匈奴的入寇掠夺属于哪一种？王明珂先生认为匈奴的对外掠夺是战略性掠夺。理由是，通过对匈奴入寇劫掠发生季节的统计，可以发现匈奴入寇劫掠虽发生在秋季较多，但却四季皆有。这种不定期发生的掠夺显系战略性掠夺。

但是，史书所记的匈奴入寇掠夺往往是匈奴统治阶层发动的较大规模的掠夺行动。这些被记载的掠夺行动并不是匈奴“掠夺”的全部。

裴勇亮先生根据河西简牍对汉匈的日常战事研究，发现匈奴在平时也时常发动小规模入寇，这些小规模的入寇人数从十几骑到几十骑不等。这些入寇并未被史书记载，但却是匈奴入寇掠夺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宜被忽视。

而王明珂先生的论断显然只考虑了大规模的入寇掠夺行动，那么，那些不被史书记载的日常小规模入寇掠夺，又是属于什么性质呢？

前引裴勇亮先生研究提到，汉简中的匈奴小规模入寇并不受季节限制，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匈奴入寇的记录，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从发生季节的角度看，似乎匈奴的小规模入寇掠夺也属于战略性掠夺。

尽管其中确实包含有一些破坏烽燧的纯军事行动，这些纯军事行动不分季节，可以直接归类于战略性掠夺。但也不乏一些偷盗物资的小规模入寇，称其“战略”、未免夸张。

另外，诚如引言所说，由于游牧经济自身的不稳定性、以及游牧生产力的贫弱、导致其很容易陷入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并非只发生于固定的季节，而对于部分靠近边境的部族来说，掠夺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方法。

这种入寇是迫于生计而发起的求生行为。它很难称得上是“战略性掠夺”，同时因其季节发生的不确定性，也与“生业性掠夺”的定义有所不同。这就暴露出了单纯将掠夺依季节划分为“生业性掠夺”与“战略性掠夺”的二元划分法所存在一定的漏洞。

故笔者认为，在“生业性掠夺”与“战略性掠夺”之外，还应划出一种“生存性掠夺” ，这种“生存性掠夺”与“生业性掠夺”很类似，都是为了直接获取生活资料，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具有日常属性的、受季节限制的“生业性掠夺”。

换言之，笔者所定义的“生存性掠夺”是一种非日常性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天灾人祸引起的生存危机背景下）基于生存本能对更弱者发起的掠夺。说简单些，“生业性掠夺”就相当于以打劫为职业，定期会去抢一票以补贴家用；而“生存性掠夺”则是一个普通人在穷途末路之际进行打劫以求活命。

只不过，由于简牍材料并不连贯，我们很难判断其中记载的小规模入寇是属于“生业性掠夺”还是“生存性掠夺”。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大规模入寇掠夺的性质，可从王明珂先生判断，将其定性为“战略性掠夺”（但笔者认为定性的依据不在于季节，而是其入寇的内容）。而对于日常边塞的小规模入寇的性质，则应在“战略性掠夺”与“生业性掠夺”之外，再引入一种“生存性掠夺”概念，根据其具体情况来判断。

王明珂先生在论著曾提到“无论从人类学（人类生态）或历史（人类生态历史）的角度，匈奴人为了生计而行的掠夺，只是一种人类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从前文论述的性质定义来看，“生业性掠夺”与“生存性掠夺”就属于“为生计而行的掠夺”，称得上“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然而，如前文所述，匈奴的大规模入寇掠夺性质属于“战略性掠夺”，今人了解最多、讨论最多的，亦是这些大规模的“战略性掠夺”。笔者认为这种为了达成政治/经济目的而发起的，规模动辄成千上万骑兵、本身有悖于游牧经济规律的“战略性掠夺”，实在称不上“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对此，内田吟风先生《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以匈奴史为例》一文有着精彩的论辩，该文据沈维贤《前汉匈奴表》《后汉匈奴表》对秦汉时期匈奴大规模入寇的情况进行分析。

从秦二世元年（前209）至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的三百年间一共分为十一个侵入期。

▲第七次侵入期的汉宣帝部分，有两处被误写为汉元帝。另第十一次侵入期为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内田先生最终将十一次侵入期的原因和目的总结为以下几点：

1.获得失去的放牧地。

2.为在中国树立傀儡政权。

3.掠夺农耕圈物资（主要是畜产）与人口

4.针对中国征讨的反击

5.出于政治原因的报复性侵寇（原文将其细分为四点，这里归纳为一点）

可以发现，并无匈奴因为粮食危机或自然灾害而入寇的实证，相反，在陷入生存危机后，匈奴不仅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掠夺，反倒是转向请求和亲。

内田先生列举了匈奴在九次生存危机中的抉择，有力驳斥了“匈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乳制品产量减少，而陷入粮食危机。从而被迫用武力等手段侵入农耕圈以获取必要的农产品。”的传统观点。也恰恰说明，匈奴的大规模入寇，绝非“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另一项重要证据，则是匈奴的掠夺对象。

根据裴永亮先生对西汉前中期的匈奴入侵情况统计来看 ，匈奴大规模入寇时的掠夺对象主要是畜产与人口。通过大规模的入侵，匈奴得以掳掠到大量边地百姓作为奴隶，这些人很可能被带回漠北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

▲图源《河西汉简所见边塞地区汉匈日常战事及其特点》

设使匈奴真的处于生存危机、粮食吃紧，那么其掠夺对象应该以可以及时补充粮食缺口的农产品为主，而不是需要进一步消耗储量的人口与牲畜。

以上，可以确定，匈奴的大规模入寇绝非“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那么，既非“生计所迫”，又是什么原因？

即称匈奴大规模入寇为“战略性掠夺”，则需要注意到“战略”二字。涉及“战略”就说明这应是匈奴中高层统治阶层们集体策划的产物。回到前文总结的匈奴大规模入寇原因，五点除了第三点“掠夺农耕圈物资（主要是畜产）与人口”以外，皆属于政治性的原因。

甚至于第三点，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原因。也就是说，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性掠夺”入寇，是出于政治原因以及因政治原因而产生的经济原因。

具体来说，要从匈奴“国家组织”与其“游牧社会”的矛盾上切入。这点，王明珂先生对于匈奴国家与社会的分析可以给我们很好的答案。

由于游牧社会中“畜牧”与“移动”的要素特征，分工简陋，社会阶序化程度弱，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平等自主性”以及“分支分散性”，在这种社会中，没有常设的管理体系与政治威权，社会人群之间平等竞争，并自行决定行止。

然而，这种“平等自主”的社会原则与“集中阶序”的社会组织是矛盾的。匈奴作为一“国家”，设置了常设的政治机构与威权，限制了普通牧民的抉择权（如何时开始移牧、在何处放牧），并维持了能够随时出击作战的庞大军队。

而这样付出的代价就是，游牧人力的短缺、以及因国家集中化而违反游牧季节韵律及避灾功能造成的惨重经济损失。

所以，匈奴的统治阶层要维持其领袖威权或维持住“匈奴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就必须要保持和外部的紧密互动，在互动中获得资源，并通过资源分配巩固其威权，进而巩固其国家组织。入寇劫掠，便是一种平衡“平等自主”与“集中阶序”矛盾的手段。

通过入寇掠夺，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强了各个部落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的“集中性”，而减弱了游牧社会的“分散性”。

而通过掠夺获得的畜产与人力，一方面可以补充由于维持国家组织与军队导致的人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在分配掠夺资源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巩固各级机构组织及首领的威权。

同时，通过入寇掠夺，可以进一步威胁中原农耕政权，迫使其和亲纳贡。而和亲纳贡所带来的大量奢侈品，通过分配又一进步巩固了单于及各级首领的地位威望。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我们既然承认了匈奴为一“国家”，那么其必然也与广大农耕国家一样，存在着“国家安全问题”。

统一的秦汉帝国对匈奴而言始终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邻居，在冒顿至军臣单于时期，对于正处在鼎盛期的匈奴国家而言，通过间歇性的大规模入寇来削弱汉帝国以确保自身处于优势地位总是必要的（通过大规模入寇迫使汉朝集结大量军队以使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总结来说，以往“由于游牧经济自身的不稳定性、以及游牧生产力的贫弱、导致其很容易陷入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不足的困境，而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入寇掠夺相对富裕的农耕民族。”只能适用于解释部分日常的小规模入寇，我们称之为“生存性掠夺”与“生业性掠夺”。

而史书中常见的动辄成千上万骑的大规模入寇，则以匈奴为代表的具有统一国家组织的游牧政权做出的国家行为，其并非出于“生计所迫”，而是出于维持匈奴“国家组织”，根本政治目的发动的“战略性”行为。我们称之为“战略性掠夺”。

参考资料：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内田吟风：《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以匈奴史为例的考察》

裴永亮：《河西汉简所见边塞地区汉匈日常战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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