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南宋建立，从高宗赵构绍兴四年（1134年） 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 ）的岳飞北伐、孝宗赵昚隆兴元年（1162年） 至隆兴二年 （1163年）的张浚北伐,、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 至开禧三年（1207年）的韩侂胄北伐 ，南宋王朝发动了力图恢复的北伐，却以议和输岁币告终。
1130年建炎四年，岳飞以数千人的兵力，将金兀术10万大军赶到长江以北，收复建康，取得了宋金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岳飞有北伐的意志，又有“岳家军”自觉地承担起收复中原，带领人民回归故土的责任。
收复中原的意志左右着岳飞，所以他主动请战三次北伐：
第一次是在1134年，进军汉水、淮河流域，收复金傀儡政权齐所占据的襄邓六郡。这是宋朝南渡之后的第一次北伐和大面积收复失地。
第二次是1136年，岳飞率岳家军主动出击，直抵金人占领区的心腹之地伊水、洛水，岳飞也踌躇满志，收复中原。高宗也大力赞扬岳飞，授以太尉。
第三次是1140年，岳飞率军长驱直入，挺进中原，直达朱仙镇，离故都汴京只有四五十里，收复故都有望，高宗授岳飞少保。此时，秦桧进言：“兵微将少，民困国乏，若岳某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果然，高宗一天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岳飞只哀叹“十年人力，废于一旦，良可惜也。”岳飞之志前功尽弃使本来就是悬念的“直抵黄龙府”变成了永久的遗憾。
1142年春，金国皇帝册封赵构为宋国皇帝，宋金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及商州（陕西商县）、秦州（甘肃天水）的大半给金国。宋表示世世谨守臣节，每年金国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奉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从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送至泗洲交纳。宋金正式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正隆六年）九月，金国完颜亮以倾国之力，分四路大举侵宋，结果遭到惨重的失败。在侵宋大军南下尚未渡淮之时，完颜雍在东京即位称帝。为准备这场战争，加剧了金朝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西北路契丹族人民不堪军役负担，爆发了移刺窝斡领导的起义。黄淮地区也爆发了王友直、魏胜领导的汉族人民起义，有力的配合了诸路北上的宋军作战。
仅在“采石之战”胜利后的半年时间里，南宋军队就在两淮、鄂汉、川陕等战场上收复了许多州县。金朝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南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和军民抗战热情的高涨，都表明宋金间势均力敌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南宋恢复北方失地的时机已经到来。
恰在此时，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高宗赵构让位于孝宗赵昚，使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一系。孝宗赵昚素有北伐恢复之志，使朝廷内部主张以武力抗击金军、收复北方失地的主战派占有明显的优势，主张避敌逃跑、妥协投降的论调暂时销声匿迹了。1163年隆兴元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诸军马，具体负责出兵事宜。
五月，孝宗再次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展开北伐。宋军于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等地，威慑中原。后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离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和议主要规定：宋朝皇帝对金朝皇帝改称臣为称侄；改“ 岁贡”称“岁币””，并将“绍兴和议”商议的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四州外，再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予金国。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
宋宁宗赵扩开禧年间，南宋趁蒙古兴起、金国衰弱之机，由权臣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这是南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北伐。
北伐前，金国兵败于外，政乱于内。南宋大有可乘之机。为此，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但由于金国实力尚存并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机制，加上南宋朝廷腐败、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卑劣等原因，最终以韩侂胄首级被送至金，签订“嘉定和议”告终。
金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金国的军事力量极大地削弱，内忧外患不断激化，与南宋的世仇进一步加深。和议签订仅两个月后，金章宗便去世，卫绍王完颜允济被迎立为帝，短短二十年，金国迅速走向灭亡。
而南宋，北伐换来的是易叔为伯的耻辱，岁银三十万两、岁绢三十万匹和犒军费三百万缗的负重。函首乞和更是大伤国体，使得南宋颜面扫地。
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
其一“重文轻武”的北宋政策在南宋继续延续，致使矛盾重重，弊端凸显。
宋朝自赵匡胤起家就一直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外忧；若无外患，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预，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与此。”经过“靖康之耻”的南宋继续也沿袭了这一“祖宗家法”，重文轻武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重文轻武”最直接的危害是赋予文官优越的地位和心理优势，文官很大的权力的同时不断地猜忌武将。甚至对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认为是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不纯。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内部为北伐一事政见不一，争论不休，朝中官僚集团已经严重分化。
“重文轻武”最直接的表现是不修武备，军备废弛。当时以宰相兼为枢密都承使制，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当时，女真族不断南下侵略中原，占领广大中原地区，实行残暴统治，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然而，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朝廷却无心政事，不重视武官的培养。军事上的武备不修导致兵不知将，将不治兵，将帅无人，出师征讨，诸将意见不一，为将帅者也不知力战。作为主力的中央禁军则更是表现懈怠。
其二，豪绅大地主是宋朝封建政权的唯一社会支持，因此尽其力量来保障豪绅大地主的权益，却加重了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政府不抑兼并，致使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官僚大地主手中，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百万斛。繁重的赋役和高利贷剥削使小农甚至部分中小地主破产。
其三，由于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势家大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使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被忽视。农民无以为生，地主与农民、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劳动人民的矛盾激化。特别是为官者生活腐败，政风日下，阿谀奉承之徒屡见不鲜；土地兼并，民不聊生，南宋王朝潜在危机不断滋生。
其四，宋金两国有战有和，以输财纳绢换来暂时和平与稳定，致使南宋士人战和不一，才有了“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的政治怪圈。
其五，“靖康之耻”彻底打破了北方士人原有的生活，衣冠南渡，由于地域环境和风土人情不同，难免产生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与无奈，有些出仕于金，但内心极为挣扎，有“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忘故国情”的情怀，而南渡文士有的挂冠归隐，远离官场，却心系朝廷，苦于缺乏施展才华之地，只能独善其身。
总之，绍兴岳飞北伐、隆兴张浚北伐,、开禧韩侂胄北伐，一次次的失败，使南宋恢复之志更加消沉，国势有如江河日下，恢复北方失地、振兴南宋王朝的希望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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