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体育注册老虎机 钱穆：中国前途是定都西安，北京最多做陪都

“独笑无言心有适，蔼蔼京城在九天”。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它的安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在古代许多王朝，都城沦陷就意味着实现了更迭。

就像西晋首都被胡人占领后，才有了衣冠南渡，司马睿在王导的帮助下定都建康；北宋都城汴梁在被金国人攻占之际，徽钦二帝被掳，昭示着北宋的覆灭。

（一）、定都选址，踌躇未决

中国有许多比较著名的京城，诸如六朝古都江苏南京、七朝古都河南开封，以及有着“神都”之称的九朝古都洛阳。当然，这个“九”并非数字意义上的“九”，源于乾隆帝所题的“九朝都会”。

提及古都，自然不能忘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的陕西省会西安。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蓝田人在此定居，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它又成了周朝的都城。

盛唐时期当属它的至盛时期，长安成了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汇聚地。萨珊文化和大食文化沿着丝绸之路，穿过漫漫黄沙来到这里，与古老而悠久的东方神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独具魅力的长安，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大都市。

正因如此，在上个世纪很多人都提议将西安作为中国的首都。我国的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曾写下《战后新首都问题》《论首都》等文章，来论述定都西安的重要性，还曾说：中国前途是定都西安，北京最多做陪都。

首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它的选址必须是慎之又慎，不得有半点马虎。安全性是首都选址的第一要素。它不能暴露于一望无际的坦途之上也不能是四通八达之地。就像武汉是九州通衢，非常适合商业往来，不过若是当成首都，很可能会面临四面受敌的情况。

巴基斯坦原先的首都是在沿海城市卡拉奇，但巴铁的海上防御力量较为薄弱，首都容易遭受攻击，所以又不遗余力地将伊斯兰堡打造成了首都。

迁都伊斯兰堡之于巴基斯坦而言意义重大，这不仅能让首都更加安全，而且距离与印度的争议地区较近，颇有明朝那般“天子守国门”的风范。

当年中国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在学术界和政界围绕着定都选址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当时主要有四个选项，分别是北京、南京、武汉以及西安。

定都北京是因为那里历史悠久，既是清朝的首都也是北洋政府的首都。而武汉和南京则是国民革命的重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与它们相比，钱穆认为，西安的优势是文化与地理。而且中国与当时的强国英美还有苏联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必须找寻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在选址问题上也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二）、不治与希望，皆在西北

钱穆先生在《战后首都新问题》中曾写道：“一个国家就像人一样，不应该走顺势，应该走逆势。不能顺流而下，应当逆流而上。中国的经济，文化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以南京为主的东南，西北大抵已经荒废。如果东南再引诱一拉，西北将会更加麻木。全中国将先是半身不遂，最后全身瘫痪。假使定都西安，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就可以逐步往西过渡，东西可以平衡一些。”

可见，钱穆先生是考虑到了东西部协同发展，这与今天所倡导的西部大开发不谋而合。钱穆先生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国家正遭受着生灵涂炭，原本经济就不怎么景气的西北，情况不容乐观。

那些有知识有学识有财力的人悉数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他们来自西部，也拼了命往东走。如果国家的首都再定在了东部地区，就会让西部的发展变得愈发亦步亦趋。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它可以带动周边省份的协同发展。如果还把首都定在东部，就无法辐射到西部地区。而首都如果建立在西安，那么周边的甘肃、山西、宁夏乃至新疆，都能够受到其辐射，快速的发展起来。

那么，钱穆先生关于定都西安，有什么独特的高见呢？

首先，西北黄河一线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代表着汉唐精神的生生不息也昭示着未来的宏伟愿景。应当以西北的中心西安为中心，重建政治版图、文化蓝图，使得汉唐精神成为未来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穆先生说：“偌大的中国，总不能全都专注在青岛，上海，福州，广州，泉州这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新疆，青海以及西藏这些广漠区域。”

显然，钱穆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彼时的中国在经历了清朝统治，外敌入侵以后，此前灿烂的汉文化都已经逐步消失。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那是极其可悲的，而黄河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理应让这里重新担当大任，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重建家园。

其次，中国之患，在北而不在南。钱穆认为南方一直比较稳定，一般不会遭到外敌入侵。只要不是灾荒年间，也不会有农民起义，是趋于和平发展的。而北方则总是多乱的，呈现出奋斗竞争的生存状态。

西安作为大陆框架的中心，可以有效地在国防中发挥作用。西安以北长城一线是高寒边疆，地域辽阔，可以构建成未来新中国的主要国防地带。毕竟国家首都之所在地，必定是安保重重，戒备森严。

钱穆提出，定都西安，还可以模仿汉唐逆势东进的国防形势。同时还可以将北京作为陪都，采取东西两京之制。

可见，在钱穆先生看来，北京的地位远不如西安之于中国重要。他考虑得也十分全面，早早地就意识到了北方苏联的威胁。他也深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陆体系的社会，无法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海洋扩张主义中占得一席之地。

最后，西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钱穆认为世界各族文化大多灿烂一时即衰弱，唯有中国因处境阔大，具有不断的不同刺激，故有不老之象。

大抵春秋以迄西汉，人文中心都在东部，而齐鲁为之最。东汉时人文基地移至梁陈以西。魏晋中原失序，人物散处边陲。隋唐统一，中国气象一新，唯中心仍在北部。下迄两宋，南北形势倒转，江南人文称盛。明清两代，江浙文物绚烂，昌明达于极点。

最近一百余年，浙闽粤最为发达。不久将来，西南，东北将成为中国新省，与江浙闽越形成海陆交界之东南半环。

正因如此，钱穆认为定都西安可以让中国东南半环上的人物精力尽量倒灌西北半环。如若不能，中国将成为半枯竭半麻痹国家，国家的经济布局、文化发展都将呈现出东西部严重失衡的局面。

总结而言，如果有朝一日收复台湾，西安将成为当之无愧的全国中心。这里又处于欧亚通道之间，紧握交通枢纽。

而且关中还有沟道灌溉之便，可以富小麦、棉花之利，为农业沃地。现在大家所提到天府之国就会想到四川成都平原，实则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天府之国指的都是八百里秦川。

定都西安可以让中国避免掺杂到欧美为主的海洋框架中来，另辟蹊径，根据自己的优势，建立陆地世界框架。而且，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西安周边省份和城市能够迅速地跻身为工业据点。

（三）、苦心孤诣，未被采纳

诚然，钱穆先生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在他看来西安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首都，北京最多只能当个陪都。然而当时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是在抗战后选择了南京。

抛却文化底蕴不言，那里毕竟是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的地方。而且重庆国民政府也是自南京搬迁而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因此，国民党高层还是否决了钱穆的提议，决定定都南京。

后来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定都问题再度摆上了桌面。彼时甚至还有人提议将新疆的伊犁或者乌鲁木齐定为首都，毕竟那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化以及西部开发和稳定边疆局势。

然而在经过了多方论证以后，最终还是决定定都北京。毕竟现在还是海洋时代，西安距离海岸线太远，不太符合发展战略。当然，国家一直也没有忘却西安，它仍然是祖国大西北的一颗明珠，说它是西北首府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