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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提干后，接到一项绝密任务，和家里断绝联系三年，我探亲回家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

我出生在陕西延安一个农村家庭，我们那里曾是革命根据地，当地民风淳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我在家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每个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因为家里孩子多，我家日子过得很拮据，甚至一度揭不开锅，我大哥和二姐只读了小学，老早就扛起了家庭重担，回家帮父母务农了，大哥和二姐成年后，家里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我和四弟还有五妹才有机会顺利读完了高中。

1970年我高中毕业后，便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当时都是记工分，我干一天活，记十个工分，后来大队王书记觉得我上过高中，有文化，就安排我到生产队当了会计，当时大队会计是刘爱明，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在我们公社已经插队二年了。

当时公社小学王老师调走了，刚好缺一名代课老师，王书记推荐刘爱民到公社小学当了临时代课老师，我接替刘爱明当了大队会计。

我本想干几个月会计就去部队当兵，可是这年我们公社没有征兵，我报名当兵的事推迟了一年，1971年公社武装部通知征兵后，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王书记得知我要去部队当兵，劝我留在大队好好干会计，王书记觉得，我当几年兵回来，还是在家种地，不如安心留在大队，他年龄大了，干不了几年了就退了，以后大队书记就由我来当。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还是决定去部队当兵，王书记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再说什么，1971年11月中旬，我和全县一百二十名新兵，坐上了闷罐火车，一路北上，经过三天三夜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部队。

我们部队驻地在山脚下，四面环山，简单休整了两天，我们新兵便开始了训练，新兵训练很辛苦，白天各种体能训练，晚上还要突击检查，新兵训练期间，最让我崩溃的是紧急集合，训练了一天，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刚睡着集合哨就响了，最无语的是，有时候一晚上要吹三次集合哨，还没睡着，又该起床了。

在新兵连，我表现在还算突出，被点名表扬了两次，新兵训练结束，我分到了通信连一排二班，下连队后，我没有丝毫松懈，每天刻苦训练，表现也十分积极，连队有活动，我都会主动参加。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入伍第二年，我不仅入了党，还被提拔当了副班长，列入了预提干干部名单，1974年我提拔当了班长，年底我如愿以偿提了干，成了我们连队最年轻的排长。

我提干后，回家探亲看望了父母，父母得知我提干后，心里很高兴，过完年我被部队紧急召回，我回到部队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连长开车把我送到了团部开会。

看到部队首长都来了，我心里明白，这次任务一定不简单，原来我们部队接到命令，挑选一批能力出众，年轻有为的干部，随科研团队前往西边某基地担任保障任务，此次任务只有团里极少数干部知道，对外要绝对保密，包括家人也不能说。

我在戈壁滩待了三年，1977年我回到了驻地，三年没和家里联系，父母一定很着急，我回到驻地后，立即请了探亲假，回了一趟老家。

我回家之前并没有通知家里人，推开家门看到父亲肖像那一刻，我愣在了原地，我无法接受这个事情，跪地痛哭了起来。

大哥将我拉起，我这才知道，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其实，早在我第一次回家探亲之前，父亲就已经病了，家里人一直瞒着我，我回到部队不久，父亲病情越发严重，父亲怕耽误我在部队训练，就没让哥哥告诉我。

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我心里一直难以释怀，父亲为了我们吃了太多苦，却没享一天福，我心里很愧疚。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有更多时间陪伴母亲，1983年我主动申请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

我转业第二年，经单位同事介绍，我认识了妻子刘美玲，妻子是一名小学老师，婚后单位给我了分了一套房子，我把母亲接到了县城和我们一起生活。

如今我和妻子已携手走过了四十年，儿子事业有成，我们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