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庭脉搏调查（HPS）的数据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认为，社交障碍是影响个人生活和工作的严重问题。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将这一现象称为“孤独疏离流行病”。在西方社会中，大规模的孤独感已不再是个人问题，它正蔓延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侵蚀社会结构。
孤独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在上升；“孤独”国家的经济正在丧失活力：据估算，2023年美国经济因此遭受的损失超过1600亿美元。消极情绪会寻找“不正当”的表达方式。要么对内部产生自毁性影响，并表现为上述疾病；要么对外部产生破坏性影响，例如社交媒体上的侮辱性言论，极端暴力行为（如校园枪击事件）。
笔者以为，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的今天，“孤独感”是对当下冲击的一种反应，是对“进步叙事”的怀疑，是普通民众深陷泥潭却又无力挣脱的无奈。本文将从“进步信仰”的崩塌、资本包裹下的“自我过度实现”、政治生活异化这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阐释。
01
摇摇欲坠的“进步信仰”
美国广播公司2021年7月23日到24日的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对未来一年国家发展方向持悲观态度，较5月份的36%大幅上升，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信心全面下降约20%，无党派人士下降约26%。这与历史上美国人对进步的笃信以及对发展的自信构成了反差。
“进步话语的产生，与18世纪末政治、经济与技术革命的现实相一致。”——莱茵哈特·科泽勒可
17世纪，英国清教徒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来到北美大陆，希望建立一个“山巅之城”，他们相信上帝与他们有个契约，并挑选他们领导地球上的其余国家。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形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是“美国梦”的源泉之一；1755年—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推动了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1776年《独立宣言》的签署，使“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一信念成为“美国梦”的思想基础。
19世纪的西进运动为美国梦的实现提供广阔的土地和资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爆发。1917-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主导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如联合国的成立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冷战结束后，不论是媒体、政治、经济各界，还是诸多学术讨论，都倾向于建构一个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佛朗西斯·福山更是提出“历史终结论”，断言“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也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人们从宗教中继承了一种信念，认为一定存在某种终极拯救的力量。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信念变成了对进步的笃信，并保存在了它的文化语码之中。”进步叙事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那些进步是真的，也都很重要，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
进步叙事将资本主义的崛起标榜为社会进步的典范，忽略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依托美元霸权收割全球资本、扰乱地区局势以稳固其势力等背后操作的记叙。把“自由、民主、人权、博爱”标榜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企图掩盖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盘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事实。20世纪中叶，正值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阶段，《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推销员之死》等文学作品便已经揭示了这种“进步”背后的虚伪。
在21世纪初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与进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是无数平民百姓为资本家们进行买单。当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们因“金融游戏”赚得盆满钵满时，平民百姓却要面临失业、还贷等一系列问题。
弗洛伊德事件
时至今日，人们看到的是：“弗洛伊德事件”中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国会山事件”中政治极化的加剧与“民主化”的退潮；“萝莉岛”上的权贵们只手遮天、掩盖恶行的丑陋行径；流浪汉和“瘾君子”充斥街头；校园枪击事件频发……本该是个人深度融入社会并与社会共同进步的理想发展状态，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忽视、被牺牲。越发展却越孤独，当“进步”只属于极少数人，进步的话语便成了谎言。
02
后现代社会自我的过度实现
积极心理学是世纪之交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是一门“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与美德等积极品质的 科学” 。
世纪之交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繁荣、科技领先、文化多元的时期。积极心理学的产生与高速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而在当下文化争论中，个体及其生活方式却陷入了一种根本性的困境——阿兰·艾伦伯格所说的“精疲力竭的自我”成为了真实的写照。这与近几年经济下行的趋势不可分割，也与愈发清晰的社会转型紧密联系。正如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一书中所言，经济领域，“认知—文化资本主义雄心勃勃”，“赢者通吃”的市场规律促使财富过度膨胀和集中。高等教育普及的反面，是中低等学历的贬值。
在生活方式领域，“成功地实现自我”这种生活方式，要求不断积累独异性资本，从而使个人履历、日常生活都成为一种高规格的挑战。数字世界也基于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一方面是吸引关注和赞赏的个人或事物，另一方面是保持隐形的、没有好的关系网，缺乏认可、单打独斗的个人。……我们必须承认，社会的转型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我们也无法再用“工业化现代”的思维看待这一系列危机了。
一个20世纪初的普通美国人，或许会希望处于“不引人注目地融入社会环境，不放任情感通过自律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这样一个状态。而一个21世纪2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会希望成为社交软件上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或从事非传统的工作，在方方面面展示自己的独特性——服饰、旅游、运动、游戏、音乐等等都成了品味的象征。
“功能性标准化产品”已成为标配、知识性产品与文化性产品才是“自我”的映射。特殊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比拟性和优越性被期望、制造、积极评价和体验。快乐、满意、享受、欢愉等被视为生活的核心意义，个体被希望在每一个方面，每一种可能上都发扬自我。
超负荷、过度努力成为了后现代主体的特征。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简单地参与社会，而是进一步希望以社会作为展示自我的平台，并希望社会可以对其提供“独异”的价值，做到“自我实现”与“社会成就”二者兼得。
然而当下社会的“独异性”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是无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中所说：“文明人的个人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能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进一步的可能”。
除了与社会资源不匹配的过度追求外，“自我实现”也被身份政治和不同利益资本所裹挟。“自我的实现”在各种资本力量的包装下，成为“变性”“吸毒”“枪支暴力”的代言。
例如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统计中心于2021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便显示，在12岁及以上年龄的约2.8亿美国人中，有3190万吸毒者，其中有11.7%的人使用非法药物，19.4%的人在过去一年内使用过非法药物或滥用处方药。
社会的变化已然发生，发展的快车高速前进，人们还没准备好踩下刹车，人们也还未准备好相应的“兜底”措施。资本瞅准了这一契机便蜂拥而至，利益的追逐将永不停歇。“过度的自我实现”又何尝不是资本的一种谎言呢？
03
政治生活的异化
现代性危机是由日益加速的变革造成的，这个变革正在把实在转化为一个可计算和可控制的实在。人除了是他本身，同时也是一张选票，一个政治筹码，一个民调数据；除了是一个普通大众，同时也是一个被操纵者，一个权力游戏的NPC。
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认为：政治生活意义下的政治才是本真的政治。而在美国当下的政治制度下，政治生活是异化的政治，是人的异化存在方式，是政治操纵者操纵大众的游戏。在这样的制度中，个体不再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政治操纵的客体而存在。
政治口号取代了政治思想，政治运行成为意识层面的虚假灌输，批判与反对成为情感宣泄与党派竞争的惯用手段。辩证理性，被排除在既定规则之外，正如无法既控枪又堕胎，也无法既多元又不分化。人是被一些异质的运动、节律和时间所控制的。人们如此匆忙，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关注丰富的现在。
这是一个家人各捧一个手机聚在一起却缄默不语的境况，是一个政治家被迫从事一个又一个运动而没有时间反思他的活动的意义的境况。社会是高速运转的机器，向前进、向上爬是固有的秩序，掉队即脱离秩序，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孤独感”流行病的蔓延是现代社会关系质量下降的缩影。美国作为世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冲击。经济发展陷入瓶颈，资本却依旧持续扩张；个体成长触及“极限”；个人主义文化忽视了与他人建立深层次联系的重要性；社交媒体与虚拟交流淡化了人们的实际联系。
回望过去，“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和决心实现个人的成功和幸福，无论他们的出身或地位如何。”这样的信念支撑起一代又一代美国人投身于“美国梦”的实现。反观当下，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已成为奢望，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幻想成为泡沫，一戳即破。“孤独感”流行病的蔓延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却又恰恰是每个个体能够直观感知到的。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是韦伯对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作出的一个评说。或许结果远没有这么悲观，幻想的破灭为理性与分析开辟了空间。问题就在于，扩张的资本是否也会这么考虑呢？又是否会以“新的幻想”来包装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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